天国宪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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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国宪章
天国宪章
刚才中午,前天(2008-3-1)中午睡觉刚起来写了这几个字后,就不知道怎么往下写了,(现在是:2008年3月3日14:17:07)觉得犯困就又睡下了,因为最近一出现这种情况后,都是上帝要向我发出什么启示的信号,所以我就睡下等着神向启示下一步的工作了。
睡下不久,脑袋里就出现一个声音“加尔文”,连续说了几次我没在意,心想我现在是要等启示,而不是要去看前几天下载的“加尔文”这篇文章,等以后空了再去看。但是“加尔文”这个声音一直在脑袋里不停的重复,“咦!”我就奇怪了,怎么脑袋里全是这个声音,就象在深谷里喊“加尔文”然后就不断重复“加尔文!加尔文!”一样,等了一段时间,确信不会有启示以后,心里就想“既然没有新的启示,那就起来看加尔文好了”,看了没多久,我就觉得要我看“加尔文”正是圣灵对我的启示,于是我就赶紧在加尔文传 This Was John Calvin2008-3-1后面记下了这个日期,(2008-3-1)
他以加尔文主义的精神改造了荷兰——荷兰前首相亚伯拉罕·凯波尔的《加尔文主义讲座》彻底的震撼了我,在我所看的文章中,只有苟况的《天论》有着这种没有受到污染和压制的辉宏气势。于是我就决定将它作为天国的宪章公之于世,让蒙尘的亚伯拉罕子孙凯波尔伟大的光辉彰显出神伟大的天国光挥来。
“信徒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我想就最能体现此时此刻的情景了,我一直想要将圣经等加以细化后,成为天国的宪章和法则,使来到天国的人有一个明确的可以遵循的规范,这是我一直想做而没做成的,现在离神让我发布天国成立公告的时间还只有十来天了,什么都齐了就差这个宪章了。
这个由亚伯拉罕·凯波尔的灵魂一生所形成的精华,正是我想要的,而正是神用了一生造就了亚伯拉罕·凯波尔这个灵魂,我才能用一两天的时间,将其精华提出来作为天国的宪章,来继续由亚当到亚伯拉罕·凯波尔之事业,只有神才可能实施这种安排。
在此之前,除圣经之外我没有接触过任何一个流派,而且看到过对加尔文有些不好的评论,现在我也对加尔文主义不太了解,但是荷兰前首相亚伯拉罕·凯波尔这个人和他的《加尔文主义讲座》则与我心里构想的天国宪章完全不谋而合,所以就直接把它拿来作为宪章了。
正如文中说到“加尔文主义还没能成为领导世界的主流”一样,神高举荷兰前首相亚伯拉罕·凯波尔这个人,可能正是为了避免加尔文与其它宗教和宗派的纷争,100年过去了,从荷兰出发的“五月花号”的人们,已经在美丽的新大陆建立起了领导世界无可争议的能力。
神的安排真是妙不可言,在此之前,我对荷兰这个神拣选的“第二以色列”几乎一无所知,但神在《后约》中让我初步的认识了荷兰这个伟大的国家,在一篇“荷兰激辩儿童安乐死”的文章中,我将荷兰政府列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政府之一,那时我并不知道现代伟大的荷兰正是由伟大亚伯拉罕子孙凯波尔所创立,我只知道,现代的荷兰已经没有“罪犯”这个概念了,他们把犯罪叫着“生病”,那正是我心中的“乐园”。
我在前面的文章中曾说过:“作为一个完全不切实际的乌托邦主义者,在追寻上帝的路上碰到上帝几乎是必然的”,但没想到的是居然在路上遇到了同是追寻上帝的加尔文主义者亚伯拉罕子孙凯波尔先生,于是就结伴上天堂去了。
说实话,这个天国宪章对我来说完全不必要的,但对所有世界上的人来说,它就象一张天国的门票一样是必须的,因为作为我来说,不仅是一个彻底的乌托邦主义者,而且还是一位彻底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彻底的自由主义者,但我并不把我这一套强加给任何人,正如天平一样,我只采取中间的立场,我并不推销加尔文主义,而是推销它的果子,世界无可争议的领袖美国和世界最自由的乐园荷兰,然后才是我的乌托邦天国。
亚伯拉罕子孙凯波尔使我认识到,我一直是天国的孩子,他打开了我最重要的心门,因为我从小就觉得自已是一个异类,我更认同自已是一个外星人而不是一个人类,在这个世界40多年,我从来没有融入过人类,我一直觉得“既然梦比现实更美好,那我为什么还要醒来呢”?我的天过可以说和宗教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在80年代和92年神向我启示“天国建设方案”和“永生方案”时,我根本对任何宗教几乎一无所知。
回想起来我对神的圣洁有了更深的认识,那正是我对这个世界拒绝作出任何妥协,因为我是一个拒绝长大的孩子,这一点永远都不会改变,因为在我的世界里,成人世界永远是肮脏的,永远都说着言不由衷的语言,所以神向我启示他的天国正是“向小孩显现”,我的天国圣洁无比,没有任何人会说我的天国是象美国那样殖民来的,它完全是从我的头脑里无中生有的产生出来的,而这个头脑是没有被污染的原装货,因为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能无中生有的造出一个国家来,所以这个头脑只能是球外生物耶和华上帝荣誉出品。
好了!下面就结合本文将100年前的“天国”和我构想中的天国宪章结合起来,正式做为天国的宪章。早上因为写下面的上帝拯救世界的命令,“宪章”就耽搁了一下,现在是:(2008年3月4日10:47:25。)下面接着继续写。
加尔文传 This Was John Calvin2008-3-1本书附录著名的改革神学家、荷兰前首相亚伯拉罕·凯波尔的《加尔文主义讲座》。亚伯拉罕•凯波尔博士是荷兰著名的加尔文主义神学家、哲学家、政治家。他于1901—1905年期间任荷兰首相,曾任荷兰议会议员三十多年。凯波尔博士才华横溢,精力充沛。他以加尔文主义为基础,对他祖国的社会结构进行全面改革,影响几乎涉及到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他担任两任基督教杂志的总编辑达45年。1880年,他建立了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并亲自任教、任职。此外他还出版了两百多卷著作,其中包括著名的《圣洁神学百科全书》、《圣灵的工作》、《靠近上帝》等。在他70岁生日的庆祝会上,有人这样说:“40年来,荷兰的教会、政府、出版业、教育界和科学界的历史上,每一页几乎都有他的名字。”
世界历史学界普遍认为,发生在16世纪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同后来的“科学革命”和“政治革命”一起导致了世界现代化的进程。不了解那场改革及其后果,就不可能真正了解现代世界及其种种问题。
那场改革的直接后果,就是基督新教及其各个派别的产生。
加尔文的历史地位
甘.雅各和杰利.纽康在《如果没有耶稣》一书中说:
“历史上是谁对美国的自由、政府、经济、教育和她的一般思想的来源最有贡献的呢?……我认为历史记载得非常清楚。他是来自瑞士的一位谦卑改革家,他的名字就是加尔文。如果我们要回溯到致使美国伟大的缘由,那么我们要回溯到加尔文的原理,因为正是他的原理使得这个国家伟大。加尔文被认为是最伟大的独创思想家之一。”
神学家伯特纳认为:“英国和美国这股争取政治自由和宗教自由的奋斗精神,是加尔文主义孕育出来的;而实践这个精神,使它成为具体制度的,也多半是加尔文主义者。”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说:“加尔文是‘美国之父’,不尊敬这份回忆和尊重加尔文之影响的人,就是不知道美国自由之来源的人。”
加尔文成为历史上最英勇的法国胡格诺派,荷兰乞丐派,英格兰清教徒,苏格兰誓约派和美国新英格地区清教徒前辈移民之父,他们都以为了良心自由的缘故可以牺牲世界上任何东西而闻名于世。
凯波尔博士在这个系列讲座中展示了加尔文主义不仅是神学教义的丰富宝藏,更是一个世界观的全面基础。用主基督说的「凭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这句话作标准,一定错不了。加尔文主义和加尔文主义者都欢迎这种检验方式。
每位公正的历史家都会承认,因为抗议宗主义起来抵挡罗马天主教,才使现代世界得以初尝真正的信仰自由和政治自由的果实,而那些最自由的国家,也几乎都是深受加尔文主义影响的国家。我们如果把英国、苏格兰、美国和从来没有受加尔文主义影响的法国、西班牙、义大利比较,马上就可看出加尔文主义的实际果效。罗马天主教国家经济与道德衰败,各方面都走下坡。
甘宁汉博士说「除了使徒保罗以外,对世界贡献最大的就是约翰·加尔文」,司密斯博士说得好:“我们只要想到加尔文主义者的血汗、祷告和教导,使我们有了社会自由、抗议宗信仰、基督教家庭这三样果实,就一定能塞住一切诽谤加尔文主义之人的口。读者如果细心,应该可以看出这三样祝福也是现代世界一切至美至善事物的根源,也会惊讶这句话其实在暗示今天基督教文明主要是加尔文主义的果实。”
当成千上万的人还在受属灵的压制,而英国、苏格兰、荷兰、瑞士的抗议宗主义又必须以武力自卫的时候,唯有加尔文主义证明自己是唯一能与罗马天主教强大势力抗衡,甚至将它摧毁的教义体系。信奉加尔文主义的信徒殉道者数目之多,远超过其它宗派,这是加尔文主义引以为荣的表现之一。
我们已经说过,加尔文主义神学孕育出一批爱好自由的人民。加尔文主义兴盛之地,专制独裁便无法存留。可能读者已经想到,加尔文主义很早就带下革命性的教会治理方式了,这方式使它的会友不是受由某个人或某群人指派的人管理与服事,而是由他们自己所选出的牧师与同工来管理他们。这样一来,信仰就在信徒的身边,而不是高高在上了。关於这种治理方式的效率,有一个惊人的见证来自著名的罗马天主教纽约大主教休斯(Hughes);他说:“虽然我有权力可以说长老会总会的权柄是一种僭越的行为,但我还是得和每位熟悉它组织运作的人一同说:就治理大众事务与政治事务的功用而言,它的结构与国会相比毫不逊色。它以辐射中心的原理运作,在美国没有别的宗派能与它相比。”
瓦波顿说:“反对它的人说加尔文主义鼓励人主张宿命论”,(在没有接触宗教之前,我一直就是一个宿命论者) 佛劳德说:“我要请你仔细思量,如果加尔文主义真的像近代启蒙主义所说,是僵硬的信条,不讲道理,那么它从前怎么能吸引一批最伟大的人物跟随它呢? 只有那被称为会奴役人的加尔文主义以各种方式站在第一线对抗迷妄与虚伪,宁可像火石被磨成粉但发出光热,也不愿在暴力前屈膝,受诱惑而丧志软化。”
佛劳德也举沉默者威廉、路德、加尔文、诺克斯、科利尼、克伦威尔、密尔敦(Milton),和本仁(Bunyan)为例,说他们“具有一切使人性高尚伟大的特质。他们正直的生命和慑人的悟性相称,致力於公众事务时不掺一点私心,职责所驱时便铁面无私,但是心中柔细如妇女,坦白,真实,爽朗,幽默,丝毫不乖戾狂热,并且能发号施令,使欧洲每一个勇敢忠信之士发出共鸣。”
我们也留意到加尔文主义是一个传福音的力量。任何信仰的教义体系都有一个非常实际的测试方法,就是“与其它教义体系相比,能否证明自己传福音给世人时有果效?”大家公认宗教改革是新约时代以来最伟大、最真实的宗教复兴运动,而这个运动是从路德、加尔文、慈运理传讲纯正预定论开始的。如果从所结的果子来判断树,加尔文主义已证明自己是一股极其伟大的传福音的力量。(我现在也是一个预定论者)
刚才中午,前天(2008-3-1)中午睡觉刚起来写了这几个字后,就不知道怎么往下写了,(现在是:2008年3月3日14:17:07)觉得犯困就又睡下了,因为最近一出现这种情况后,都是上帝要向我发出什么启示的信号,所以我就睡下等着神向启示下一步的工作了。
睡下不久,脑袋里就出现一个声音“加尔文”,连续说了几次我没在意,心想我现在是要等启示,而不是要去看前几天下载的“加尔文”这篇文章,等以后空了再去看。但是“加尔文”这个声音一直在脑袋里不停的重复,“咦!”我就奇怪了,怎么脑袋里全是这个声音,就象在深谷里喊“加尔文”然后就不断重复“加尔文!加尔文!”一样,等了一段时间,确信不会有启示以后,心里就想“既然没有新的启示,那就起来看加尔文好了”,看了没多久,我就觉得要我看“加尔文”正是圣灵对我的启示,于是我就赶紧在加尔文传 This Was John Calvin2008-3-1后面记下了这个日期,(2008-3-1)
他以加尔文主义的精神改造了荷兰——荷兰前首相亚伯拉罕·凯波尔的《加尔文主义讲座》彻底的震撼了我,在我所看的文章中,只有苟况的《天论》有着这种没有受到污染和压制的辉宏气势。于是我就决定将它作为天国的宪章公之于世,让蒙尘的亚伯拉罕子孙凯波尔伟大的光辉彰显出神伟大的天国光挥来。
“信徒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我想就最能体现此时此刻的情景了,我一直想要将圣经等加以细化后,成为天国的宪章和法则,使来到天国的人有一个明确的可以遵循的规范,这是我一直想做而没做成的,现在离神让我发布天国成立公告的时间还只有十来天了,什么都齐了就差这个宪章了。
这个由亚伯拉罕·凯波尔的灵魂一生所形成的精华,正是我想要的,而正是神用了一生造就了亚伯拉罕·凯波尔这个灵魂,我才能用一两天的时间,将其精华提出来作为天国的宪章,来继续由亚当到亚伯拉罕·凯波尔之事业,只有神才可能实施这种安排。
在此之前,除圣经之外我没有接触过任何一个流派,而且看到过对加尔文有些不好的评论,现在我也对加尔文主义不太了解,但是荷兰前首相亚伯拉罕·凯波尔这个人和他的《加尔文主义讲座》则与我心里构想的天国宪章完全不谋而合,所以就直接把它拿来作为宪章了。
正如文中说到“加尔文主义还没能成为领导世界的主流”一样,神高举荷兰前首相亚伯拉罕·凯波尔这个人,可能正是为了避免加尔文与其它宗教和宗派的纷争,100年过去了,从荷兰出发的“五月花号”的人们,已经在美丽的新大陆建立起了领导世界无可争议的能力。
神的安排真是妙不可言,在此之前,我对荷兰这个神拣选的“第二以色列”几乎一无所知,但神在《后约》中让我初步的认识了荷兰这个伟大的国家,在一篇“荷兰激辩儿童安乐死”的文章中,我将荷兰政府列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政府之一,那时我并不知道现代伟大的荷兰正是由伟大亚伯拉罕子孙凯波尔所创立,我只知道,现代的荷兰已经没有“罪犯”这个概念了,他们把犯罪叫着“生病”,那正是我心中的“乐园”。
我在前面的文章中曾说过:“作为一个完全不切实际的乌托邦主义者,在追寻上帝的路上碰到上帝几乎是必然的”,但没想到的是居然在路上遇到了同是追寻上帝的加尔文主义者亚伯拉罕子孙凯波尔先生,于是就结伴上天堂去了。
说实话,这个天国宪章对我来说完全不必要的,但对所有世界上的人来说,它就象一张天国的门票一样是必须的,因为作为我来说,不仅是一个彻底的乌托邦主义者,而且还是一位彻底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彻底的自由主义者,但我并不把我这一套强加给任何人,正如天平一样,我只采取中间的立场,我并不推销加尔文主义,而是推销它的果子,世界无可争议的领袖美国和世界最自由的乐园荷兰,然后才是我的乌托邦天国。
亚伯拉罕子孙凯波尔使我认识到,我一直是天国的孩子,他打开了我最重要的心门,因为我从小就觉得自已是一个异类,我更认同自已是一个外星人而不是一个人类,在这个世界40多年,我从来没有融入过人类,我一直觉得“既然梦比现实更美好,那我为什么还要醒来呢”?我的天过可以说和宗教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在80年代和92年神向我启示“天国建设方案”和“永生方案”时,我根本对任何宗教几乎一无所知。
回想起来我对神的圣洁有了更深的认识,那正是我对这个世界拒绝作出任何妥协,因为我是一个拒绝长大的孩子,这一点永远都不会改变,因为在我的世界里,成人世界永远是肮脏的,永远都说着言不由衷的语言,所以神向我启示他的天国正是“向小孩显现”,我的天国圣洁无比,没有任何人会说我的天国是象美国那样殖民来的,它完全是从我的头脑里无中生有的产生出来的,而这个头脑是没有被污染的原装货,因为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能无中生有的造出一个国家来,所以这个头脑只能是球外生物耶和华上帝荣誉出品。
好了!下面就结合本文将100年前的“天国”和我构想中的天国宪章结合起来,正式做为天国的宪章。早上因为写下面的上帝拯救世界的命令,“宪章”就耽搁了一下,现在是:(2008年3月4日10:47:25。)下面接着继续写。
加尔文传 This Was John Calvin2008-3-1本书附录著名的改革神学家、荷兰前首相亚伯拉罕·凯波尔的《加尔文主义讲座》。亚伯拉罕•凯波尔博士是荷兰著名的加尔文主义神学家、哲学家、政治家。他于1901—1905年期间任荷兰首相,曾任荷兰议会议员三十多年。凯波尔博士才华横溢,精力充沛。他以加尔文主义为基础,对他祖国的社会结构进行全面改革,影响几乎涉及到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他担任两任基督教杂志的总编辑达45年。1880年,他建立了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并亲自任教、任职。此外他还出版了两百多卷著作,其中包括著名的《圣洁神学百科全书》、《圣灵的工作》、《靠近上帝》等。在他70岁生日的庆祝会上,有人这样说:“40年来,荷兰的教会、政府、出版业、教育界和科学界的历史上,每一页几乎都有他的名字。”
世界历史学界普遍认为,发生在16世纪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同后来的“科学革命”和“政治革命”一起导致了世界现代化的进程。不了解那场改革及其后果,就不可能真正了解现代世界及其种种问题。
那场改革的直接后果,就是基督新教及其各个派别的产生。
加尔文的历史地位
甘.雅各和杰利.纽康在《如果没有耶稣》一书中说:
“历史上是谁对美国的自由、政府、经济、教育和她的一般思想的来源最有贡献的呢?……我认为历史记载得非常清楚。他是来自瑞士的一位谦卑改革家,他的名字就是加尔文。如果我们要回溯到致使美国伟大的缘由,那么我们要回溯到加尔文的原理,因为正是他的原理使得这个国家伟大。加尔文被认为是最伟大的独创思想家之一。”
神学家伯特纳认为:“英国和美国这股争取政治自由和宗教自由的奋斗精神,是加尔文主义孕育出来的;而实践这个精神,使它成为具体制度的,也多半是加尔文主义者。”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说:“加尔文是‘美国之父’,不尊敬这份回忆和尊重加尔文之影响的人,就是不知道美国自由之来源的人。”
加尔文成为历史上最英勇的法国胡格诺派,荷兰乞丐派,英格兰清教徒,苏格兰誓约派和美国新英格地区清教徒前辈移民之父,他们都以为了良心自由的缘故可以牺牲世界上任何东西而闻名于世。
凯波尔博士在这个系列讲座中展示了加尔文主义不仅是神学教义的丰富宝藏,更是一个世界观的全面基础。用主基督说的「凭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这句话作标准,一定错不了。加尔文主义和加尔文主义者都欢迎这种检验方式。
每位公正的历史家都会承认,因为抗议宗主义起来抵挡罗马天主教,才使现代世界得以初尝真正的信仰自由和政治自由的果实,而那些最自由的国家,也几乎都是深受加尔文主义影响的国家。我们如果把英国、苏格兰、美国和从来没有受加尔文主义影响的法国、西班牙、义大利比较,马上就可看出加尔文主义的实际果效。罗马天主教国家经济与道德衰败,各方面都走下坡。
甘宁汉博士说「除了使徒保罗以外,对世界贡献最大的就是约翰·加尔文」,司密斯博士说得好:“我们只要想到加尔文主义者的血汗、祷告和教导,使我们有了社会自由、抗议宗信仰、基督教家庭这三样果实,就一定能塞住一切诽谤加尔文主义之人的口。读者如果细心,应该可以看出这三样祝福也是现代世界一切至美至善事物的根源,也会惊讶这句话其实在暗示今天基督教文明主要是加尔文主义的果实。”
当成千上万的人还在受属灵的压制,而英国、苏格兰、荷兰、瑞士的抗议宗主义又必须以武力自卫的时候,唯有加尔文主义证明自己是唯一能与罗马天主教强大势力抗衡,甚至将它摧毁的教义体系。信奉加尔文主义的信徒殉道者数目之多,远超过其它宗派,这是加尔文主义引以为荣的表现之一。
我们已经说过,加尔文主义神学孕育出一批爱好自由的人民。加尔文主义兴盛之地,专制独裁便无法存留。可能读者已经想到,加尔文主义很早就带下革命性的教会治理方式了,这方式使它的会友不是受由某个人或某群人指派的人管理与服事,而是由他们自己所选出的牧师与同工来管理他们。这样一来,信仰就在信徒的身边,而不是高高在上了。关於这种治理方式的效率,有一个惊人的见证来自著名的罗马天主教纽约大主教休斯(Hughes);他说:“虽然我有权力可以说长老会总会的权柄是一种僭越的行为,但我还是得和每位熟悉它组织运作的人一同说:就治理大众事务与政治事务的功用而言,它的结构与国会相比毫不逊色。它以辐射中心的原理运作,在美国没有别的宗派能与它相比。”
瓦波顿说:“反对它的人说加尔文主义鼓励人主张宿命论”,(在没有接触宗教之前,我一直就是一个宿命论者) 佛劳德说:“我要请你仔细思量,如果加尔文主义真的像近代启蒙主义所说,是僵硬的信条,不讲道理,那么它从前怎么能吸引一批最伟大的人物跟随它呢? 只有那被称为会奴役人的加尔文主义以各种方式站在第一线对抗迷妄与虚伪,宁可像火石被磨成粉但发出光热,也不愿在暴力前屈膝,受诱惑而丧志软化。”
佛劳德也举沉默者威廉、路德、加尔文、诺克斯、科利尼、克伦威尔、密尔敦(Milton),和本仁(Bunyan)为例,说他们“具有一切使人性高尚伟大的特质。他们正直的生命和慑人的悟性相称,致力於公众事务时不掺一点私心,职责所驱时便铁面无私,但是心中柔细如妇女,坦白,真实,爽朗,幽默,丝毫不乖戾狂热,并且能发号施令,使欧洲每一个勇敢忠信之士发出共鸣。”
我们也留意到加尔文主义是一个传福音的力量。任何信仰的教义体系都有一个非常实际的测试方法,就是“与其它教义体系相比,能否证明自己传福音给世人时有果效?”大家公认宗教改革是新约时代以来最伟大、最真实的宗教复兴运动,而这个运动是从路德、加尔文、慈运理传讲纯正预定论开始的。如果从所结的果子来判断树,加尔文主义已证明自己是一股极其伟大的传福音的力量。(我现在也是一个预定论者)
回复: 天国宪章
人一进入世界就时时刻刻步向坟墓,但是加尔文主义告诉我们,人的一生有一个重责大任,就是“进天国,逃离地狱”,而这也成为他人生旅途中唯一的慰藉。(我一生的道路就是追寻天国,逃离地狱的道路)
因为它先寻求造物主,并且把他放在第一,(我的一生都在寻求神的造物术,并把它放在第一位)
如果福音传给人的时候不能令他惊奇、战栗,觉得不可思议,这福音就不是真福音。
(我确信我传的是真福音,让神国“长”出来,这让人想一想都觉得不可思议,所以我对任何人的不信完全能够理解,所以我并不需要人们来相信,而是让每个人自已来验证)
他以加尔文主义的精神改造了荷兰——加尔文主义讲座札记---西方精神源流考
加尔文讲座是凯波尔博士于1898年栽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作的演讲。凯波尔博士是荷兰著名的加尔文主义神学家,哲学家,政治家。他以加尔文主义的精神改造了荷兰,"影响几乎涉及到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他从事出版工作,担任过杂志总编,自由大学教职,凯波尔将他的神学带入政治生活中,成立了一间大学,一份日报与一个政党,在1901年-1905年担任了荷兰首相。他本人就是加尔文主义精神活的见证,也是基督教中的英雄人物。(凯波尔是神的一个里程碑,他用神的手造就了荷兰,荷兰也是第二以色列,“五月花号”从那里驶出,结出了美国这个神喜悦的大果子,当五月的嫩叶发芽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
普林斯顿大学是原本就是为培养传道人而建立的大学,本身是加尔文主义精神的果实,在100多年前,普林斯顿大学神学院还是坚持纯正的基督教信仰。
这个讲座完美地诠释了加尔文主义精神以及其在各个方面影响,从生活,宗教,政治,科学,艺术还有未来各个方面阐述了加尔文主义精神。(这也是我要将此讲座作为天国宪章的原因,因为他非常全面的阐述的神的天国思想)
我们习惯了从某种历史规律下的社会进步的世界观看待这个世界,也习惯了从人类自身进步的角度看世界,本讲座则是从神本的角度剖析看待这个世界的方方面面,在各个层次上去擦拭加尔文主义精神所带来的光芒,而这些光芒在我们这个少有超越精神,少有终极目的的社会上或许可以对基督教文化有一个更深的理解。(神的精神就是超越一切)
他们始终没有我们这样长久的民族焦虑。而这一切都是近两千年来,基督教对欧洲精神世界的陶造。国内始终对基督教的一个巨大的误读就是认为,基督教一直都在变化不断适应社会,这可以从基督教层出不穷的神学著作,哲学作品以及社会运动看出来。
加尔文主义是一个具有”哲学实体,伦理道德,社会福祉和人类自由的体系,而所有这一切都来自上帝。”。凯波尔将人类分成四个不同的世界,就是外邦多神论主义,伊斯兰教和罗马天主教,以及加尔文主义体系,就是基督教。(我的哲学体系就是实用哲学,不实用的就抛弃,而我对伦理道德一惯持蔑视的态度,这可能也是我神性的一种体现,从伦字看,它就是一种人仑,即人的道理而不是神的道理,在我一生的观察中,人的道德当然起到了一些正面作用,但大部分时候,人们运用道德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作用:一、遮羞布,即用满口的仁义道德来遮掩其内部的“一肚子男盗女娼”。二、作而攻击人的“大棒”,即某某某不道德。三、用于产生道德优越感,即我是道德的,别人是不道德的,其外在反映就是自视清高,瞧不起他人。但我并不把这个强加于他人,而是只用来自洁,即我永远都不会这么干,我不需要道德,我只需要按着我的本心来做就OK了)
“加尔文主义第一件事情就是生活本身,就是实践。”所有加尔文主义影响的地区并不是哲学理性发达的地区,而自发生活发达的地区,也是日后保守主义,经验主义渐进造就的地区。“这体系不是一个片面,短暂的现象,而是一个有根有基的,全面的体系。”(加尔文主义第一件事情就是生活本身,就是实践。这句话也将作为天国的真理,而实践的结果就是衡量一切的标准,即好树结好果子)
凯帕尔《加尔文主义讲座》[强烈推荐]
从当代最权威的三位科学家的话中看到:富鲁英博士这样宣告:“加尔文主义给荷兰带来了由民主的教会机制,严格的道德准则以及怀着改革人类宗教道德的热情所组成的神圣的逻辑体系”。(而人类的一切乌托邦实践,由于没有这种神圣的逻辑,而只有人的逻辑作指导,所以都没有成功)
准确地说,应该以基督教而不是以加尔文主义来与外邦文化、伊斯兰文化相比。但是以加尔文主义来作此对比更好。因为加尔文主义比罗马天主教、比路德宗更纯洁、更准确地体现了基督教。在受希腊东正教影响下的俄国和巴尔干各国,基督教没有能够从他们国家的神秘主义传统下产生出一个自己的生活形式。在路德宗国家里,政权的介入与干预阻碍了属灵原则的自由运行。罗马天主教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及其具体表现只能说完全是他们自己的一套。与罗马天主教相反,加尔文主义的出现不仅仅是建立起一个不同的教会体系,这也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生活体系,为人类社会提供了一个不同的存在方式,为人心的世界提供了不同的观念、理想。
对于加尔文主义来说,第一件事情就是生活本身,是实践。并且,在加尔文主义成功的国家里如瑞士、荷兰、英格兰和苏格兰等,历史上没有多少哲学的背景。特别是在开始的时候,生活是自发的,也缺乏那种分析计算、深思熟虑。(现在我的天国也和这种情况完全一样,属于“初熟的果子”,但我相信神会让他一步步成熟) 在罗马天主教里,人人都知道他为何而活,人人都清楚他们是生活在罗马天主教生活体系的一致性之中。即使是在伊斯兰教国家里,人们的生活也被同一种原则所主宰。而只有抗罗宗主义在旷野里无目的、无方向的游荡,没有什么发展。(我的情况也一样,象游魂一样游历于世间,上帝带我到哪里我就到哪里,天堂也由20多年前神的一句话现在逐渐变得清晰起来)而现今的运动打的则是一场荣耀人的战争。激发他们的不是各各他的谦卑之心,而是英雄崇拜式的骄傲。
若要让与神的关系这件事在我们整个生活中打上烙印,它就必须从我们的良心开始,在此良心里,我们的生活是不可分割的,生活的一致性就存在于此。它不是生长出去的枝子叶子,而是枝子叶子赖以生长的根基。这里所说的当然是在我们人类的有限与超出我们以外的无限之间的对照。唯在此点上我们可以找到人类生活的各种不同支流的共同点。(现在神国已长成主杆和支杆,就差枝子了)
外邦泛神主义。它凭人的猜测假设认为敬拜神是在被造物之中。在此系统中,无论是最低形式的那种说人的地位与动物无异理论,还是最高层次的佛教都无差别。此系统从未产生过神独立存在于一切被造之物之外,存在于一切被造之物之上的概念。在本质上,奥斯曼帝国(注:伊斯兰教全盛时期)是外邦泛神论主义的绝对对立面。为了防止任何混杂,伊斯兰教也同样产生出一个特殊的人类生活的世界。(被造的目的就是为了个造物主一样,因为其本身就是照造物主的样子造的,就是种子,但种子会长大成为和造物主一样)
加尔文主义立足于自己的,也同样是根本的思想之上。它不象外邦泛神主义那样在被造之物中寻找神,不象伊斯兰教那样将神与人隔绝开,也不象罗马天主教那样在神与人之间设立一套中间组织,加尔文主义的崇高概念是:神虽高于一切被造之物,但却以圣灵与人直接交流。这也是加尔文主义预定论的核心所在。即:唯独圣经是权威;唯独基督是救主;恩典单单来自神;得救单单通过信;荣耀单单归于神。(这“五论”很好,如果不这样,你就会长变型,就会偏离神的道路和样子了)
正如上述三个体系一样,加尔文主义也找到了关于人与神之间关系的明确解释。这也是一个真正的生活体系所必须具备的第一条件。解释路德不需要加尔文。但解释加尔文就离不开路德。在很大程度上,加尔文进入的收获来自威登堡的英雄在德国境内外撒下的种子(注:威登堡是路德发起抗罗运动的地方)。
但是,当我们问谁对宗教改革的原则有着最深刻的见解,在最广泛的范围内,最全面的将这些原则付诸实践,历史就会指向日内瓦的思想家而不是威登堡的英雄。路德的出发点是教会概念上称义的信心;而加尔文的出发点则宽广的多,他的出发点是神的全能在宇宙里的统一原则。
而加尔文则是第一位划出一条线从神直接到人,(在我的书中也不谋而合的有这么一条直线,人——→神,这一点在书中和手稿中均可以找到)从人直接到神之人。在路德宗的国家里,宗教改革从从王子们而不是从人民开始,因此,从来就没有过路德宗创造出一个特殊的生活形态这种说法,而学历史的人越来越承认,加尔文主义创造出一个完全是它自己的人类生活系统。(而我自已也创造出了一套完整的天国生活系统)
那么你怎么解释现代主义呢?因为现代主义源自与一切宗教决裂的法国革命。这是个不问自答的问题。假如你把所有关于永生神的概念统统摈弃掉,正如罗素那样高喊“不要上帝!不要主宰!”口号(译注:罗素是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及后来的法国革命的奠基人),那么你恰恰是为你对上帝的解释下了一个最明确的定义。
哪怕是在十六¾-十七世纪的时候,人人都清楚有一位比加尔文更大的。那就是神自己。这是神自己兴起的工作。没有一个运动有过象加尔文主义那样不同寻常的发展。加尔文主义在西欧国家里兴起,并非是出于哪所名牌大学。不是因为知识分子的带领,也不是因为政府的领导。它的发展出自于人民的心里。(我写《后约》时也没受任何宗教的影响,正如我在书中所说“完全是自发在心中产生的完整的属于自已的宗教观”)
无论是工人、农民、还是商人、仆人、女佣,他们身上所具备的是同样的品格。他们心里都有永远得救的确据。这,非但不需要教会的介入,甚至教会的反对也丝毫改变不了人们心里与神永远的和好。并且因着这种神圣的交流,人们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每一个角落都因此而找到自己崇高而神圣的呼召,使他们从事的每一个职业都成为圣洁,每个人以自己的能力所及来荣耀神的名。因此,当这些与圣洁生活有份的男女老少被逼着放弃他们的信仰,否认他们的主时,他们以行动证明那是不可能的事。他们数以千计、数以万计的走上绞刑架,没有畏惧没有怨言,嘴上唱着诗篇,心里充满喜乐。
因为它先寻求造物主,并且把他放在第一,(我的一生都在寻求神的造物术,并把它放在第一位)
如果福音传给人的时候不能令他惊奇、战栗,觉得不可思议,这福音就不是真福音。
(我确信我传的是真福音,让神国“长”出来,这让人想一想都觉得不可思议,所以我对任何人的不信完全能够理解,所以我并不需要人们来相信,而是让每个人自已来验证)
他以加尔文主义的精神改造了荷兰——加尔文主义讲座札记---西方精神源流考
加尔文讲座是凯波尔博士于1898年栽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作的演讲。凯波尔博士是荷兰著名的加尔文主义神学家,哲学家,政治家。他以加尔文主义的精神改造了荷兰,"影响几乎涉及到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他从事出版工作,担任过杂志总编,自由大学教职,凯波尔将他的神学带入政治生活中,成立了一间大学,一份日报与一个政党,在1901年-1905年担任了荷兰首相。他本人就是加尔文主义精神活的见证,也是基督教中的英雄人物。(凯波尔是神的一个里程碑,他用神的手造就了荷兰,荷兰也是第二以色列,“五月花号”从那里驶出,结出了美国这个神喜悦的大果子,当五月的嫩叶发芽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
普林斯顿大学是原本就是为培养传道人而建立的大学,本身是加尔文主义精神的果实,在100多年前,普林斯顿大学神学院还是坚持纯正的基督教信仰。
这个讲座完美地诠释了加尔文主义精神以及其在各个方面影响,从生活,宗教,政治,科学,艺术还有未来各个方面阐述了加尔文主义精神。(这也是我要将此讲座作为天国宪章的原因,因为他非常全面的阐述的神的天国思想)
我们习惯了从某种历史规律下的社会进步的世界观看待这个世界,也习惯了从人类自身进步的角度看世界,本讲座则是从神本的角度剖析看待这个世界的方方面面,在各个层次上去擦拭加尔文主义精神所带来的光芒,而这些光芒在我们这个少有超越精神,少有终极目的的社会上或许可以对基督教文化有一个更深的理解。(神的精神就是超越一切)
他们始终没有我们这样长久的民族焦虑。而这一切都是近两千年来,基督教对欧洲精神世界的陶造。国内始终对基督教的一个巨大的误读就是认为,基督教一直都在变化不断适应社会,这可以从基督教层出不穷的神学著作,哲学作品以及社会运动看出来。
加尔文主义是一个具有”哲学实体,伦理道德,社会福祉和人类自由的体系,而所有这一切都来自上帝。”。凯波尔将人类分成四个不同的世界,就是外邦多神论主义,伊斯兰教和罗马天主教,以及加尔文主义体系,就是基督教。(我的哲学体系就是实用哲学,不实用的就抛弃,而我对伦理道德一惯持蔑视的态度,这可能也是我神性的一种体现,从伦字看,它就是一种人仑,即人的道理而不是神的道理,在我一生的观察中,人的道德当然起到了一些正面作用,但大部分时候,人们运用道德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作用:一、遮羞布,即用满口的仁义道德来遮掩其内部的“一肚子男盗女娼”。二、作而攻击人的“大棒”,即某某某不道德。三、用于产生道德优越感,即我是道德的,别人是不道德的,其外在反映就是自视清高,瞧不起他人。但我并不把这个强加于他人,而是只用来自洁,即我永远都不会这么干,我不需要道德,我只需要按着我的本心来做就OK了)
“加尔文主义第一件事情就是生活本身,就是实践。”所有加尔文主义影响的地区并不是哲学理性发达的地区,而自发生活发达的地区,也是日后保守主义,经验主义渐进造就的地区。“这体系不是一个片面,短暂的现象,而是一个有根有基的,全面的体系。”(加尔文主义第一件事情就是生活本身,就是实践。这句话也将作为天国的真理,而实践的结果就是衡量一切的标准,即好树结好果子)
凯帕尔《加尔文主义讲座》[强烈推荐]
从当代最权威的三位科学家的话中看到:富鲁英博士这样宣告:“加尔文主义给荷兰带来了由民主的教会机制,严格的道德准则以及怀着改革人类宗教道德的热情所组成的神圣的逻辑体系”。(而人类的一切乌托邦实践,由于没有这种神圣的逻辑,而只有人的逻辑作指导,所以都没有成功)
准确地说,应该以基督教而不是以加尔文主义来与外邦文化、伊斯兰文化相比。但是以加尔文主义来作此对比更好。因为加尔文主义比罗马天主教、比路德宗更纯洁、更准确地体现了基督教。在受希腊东正教影响下的俄国和巴尔干各国,基督教没有能够从他们国家的神秘主义传统下产生出一个自己的生活形式。在路德宗国家里,政权的介入与干预阻碍了属灵原则的自由运行。罗马天主教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及其具体表现只能说完全是他们自己的一套。与罗马天主教相反,加尔文主义的出现不仅仅是建立起一个不同的教会体系,这也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生活体系,为人类社会提供了一个不同的存在方式,为人心的世界提供了不同的观念、理想。
对于加尔文主义来说,第一件事情就是生活本身,是实践。并且,在加尔文主义成功的国家里如瑞士、荷兰、英格兰和苏格兰等,历史上没有多少哲学的背景。特别是在开始的时候,生活是自发的,也缺乏那种分析计算、深思熟虑。(现在我的天国也和这种情况完全一样,属于“初熟的果子”,但我相信神会让他一步步成熟) 在罗马天主教里,人人都知道他为何而活,人人都清楚他们是生活在罗马天主教生活体系的一致性之中。即使是在伊斯兰教国家里,人们的生活也被同一种原则所主宰。而只有抗罗宗主义在旷野里无目的、无方向的游荡,没有什么发展。(我的情况也一样,象游魂一样游历于世间,上帝带我到哪里我就到哪里,天堂也由20多年前神的一句话现在逐渐变得清晰起来)而现今的运动打的则是一场荣耀人的战争。激发他们的不是各各他的谦卑之心,而是英雄崇拜式的骄傲。
若要让与神的关系这件事在我们整个生活中打上烙印,它就必须从我们的良心开始,在此良心里,我们的生活是不可分割的,生活的一致性就存在于此。它不是生长出去的枝子叶子,而是枝子叶子赖以生长的根基。这里所说的当然是在我们人类的有限与超出我们以外的无限之间的对照。唯在此点上我们可以找到人类生活的各种不同支流的共同点。(现在神国已长成主杆和支杆,就差枝子了)
外邦泛神主义。它凭人的猜测假设认为敬拜神是在被造物之中。在此系统中,无论是最低形式的那种说人的地位与动物无异理论,还是最高层次的佛教都无差别。此系统从未产生过神独立存在于一切被造之物之外,存在于一切被造之物之上的概念。在本质上,奥斯曼帝国(注:伊斯兰教全盛时期)是外邦泛神论主义的绝对对立面。为了防止任何混杂,伊斯兰教也同样产生出一个特殊的人类生活的世界。(被造的目的就是为了个造物主一样,因为其本身就是照造物主的样子造的,就是种子,但种子会长大成为和造物主一样)
加尔文主义立足于自己的,也同样是根本的思想之上。它不象外邦泛神主义那样在被造之物中寻找神,不象伊斯兰教那样将神与人隔绝开,也不象罗马天主教那样在神与人之间设立一套中间组织,加尔文主义的崇高概念是:神虽高于一切被造之物,但却以圣灵与人直接交流。这也是加尔文主义预定论的核心所在。即:唯独圣经是权威;唯独基督是救主;恩典单单来自神;得救单单通过信;荣耀单单归于神。(这“五论”很好,如果不这样,你就会长变型,就会偏离神的道路和样子了)
正如上述三个体系一样,加尔文主义也找到了关于人与神之间关系的明确解释。这也是一个真正的生活体系所必须具备的第一条件。解释路德不需要加尔文。但解释加尔文就离不开路德。在很大程度上,加尔文进入的收获来自威登堡的英雄在德国境内外撒下的种子(注:威登堡是路德发起抗罗运动的地方)。
但是,当我们问谁对宗教改革的原则有着最深刻的见解,在最广泛的范围内,最全面的将这些原则付诸实践,历史就会指向日内瓦的思想家而不是威登堡的英雄。路德的出发点是教会概念上称义的信心;而加尔文的出发点则宽广的多,他的出发点是神的全能在宇宙里的统一原则。
而加尔文则是第一位划出一条线从神直接到人,(在我的书中也不谋而合的有这么一条直线,人——→神,这一点在书中和手稿中均可以找到)从人直接到神之人。在路德宗的国家里,宗教改革从从王子们而不是从人民开始,因此,从来就没有过路德宗创造出一个特殊的生活形态这种说法,而学历史的人越来越承认,加尔文主义创造出一个完全是它自己的人类生活系统。(而我自已也创造出了一套完整的天国生活系统)
那么你怎么解释现代主义呢?因为现代主义源自与一切宗教决裂的法国革命。这是个不问自答的问题。假如你把所有关于永生神的概念统统摈弃掉,正如罗素那样高喊“不要上帝!不要主宰!”口号(译注:罗素是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及后来的法国革命的奠基人),那么你恰恰是为你对上帝的解释下了一个最明确的定义。
哪怕是在十六¾-十七世纪的时候,人人都清楚有一位比加尔文更大的。那就是神自己。这是神自己兴起的工作。没有一个运动有过象加尔文主义那样不同寻常的发展。加尔文主义在西欧国家里兴起,并非是出于哪所名牌大学。不是因为知识分子的带领,也不是因为政府的领导。它的发展出自于人民的心里。(我写《后约》时也没受任何宗教的影响,正如我在书中所说“完全是自发在心中产生的完整的属于自已的宗教观”)
无论是工人、农民、还是商人、仆人、女佣,他们身上所具备的是同样的品格。他们心里都有永远得救的确据。这,非但不需要教会的介入,甚至教会的反对也丝毫改变不了人们心里与神永远的和好。并且因着这种神圣的交流,人们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每一个角落都因此而找到自己崇高而神圣的呼召,使他们从事的每一个职业都成为圣洁,每个人以自己的能力所及来荣耀神的名。因此,当这些与圣洁生活有份的男女老少被逼着放弃他们的信仰,否认他们的主时,他们以行动证明那是不可能的事。他们数以千计、数以万计的走上绞刑架,没有畏惧没有怨言,嘴上唱着诗篇,心里充满喜乐。
回复: 天国宪章
加尔文不是这一切的作者,是神通过他的圣灵在加尔文心里作工,让他激励起他们的心。加尔文不是站在他们之上,而是作为弟兄与他们并肩站立,和他们共同领受神的祝福。加尔文主义对人与神的直接交流所给出的根本性解释也不是加尔文发明的,而是神自己赐给我们父辈们的一种特权。加尔文不过是第一个清楚地领悟到此恩典的人。圣灵在历史上的伟大作为使加尔文主义分别为圣,这就是加尔文主义那种奇妙能量的来源。 (我也是第一个领悟到神的天国可以真实降临人间的人而已,首先是我相信,然后我就想怎么从技术来实现,然后神就向我启示“方案”,因为我对“技术原理”非常了解,所以神向我一启示我就一下全明白了)
正象今天的新历史是从法国革命的不信开始一样。信仰生活的这种周期性所遵行的是何种规律我们无法明确定义。但是很明显这种规律是存在的。信仰高潮来临时,圣灵在人们心里的工作是不可抗拒的。(神在我心中的工作的确是不可抗拒的,新历史的周期从法国革命开始,是因为信仰如果不与科学(造物)结合,就会走向虚无,而科学不与拯救(救世)结合,就会走向荒谬、自大和骄傲,所以当二者达到一个顶点时,周期就会转向另一边)
加尔文主义者,清教徒和先父们所经历的正是神的这种伟大的内在工作。圣灵在每个人心里的工作程度上有所不同,这在任何一个伟大运动中都是如此。那些成为运动中心,推动运动发展的人们在最大程度上经历的就是圣灵的强大能力。(圣灵在每个人心里的工作程度上有所不同,这就是人与人之间差异性的来源,差异指向职份的不同,职份指向分工和专业,如造物和救赎就是两项事工,而所有职份之间的配合就指向全能,就象眼耳口鼻手配合才能产生一个具体的行动一样)
对人与人的关系的解释。在人与人之间存在着的不是统一性而是无穷无尽的多样性。(应该是统一性与无限多样性并存,我想这也是加尔文主义的缺陷,加尔文主义无疑是伟大的真理,但不是完全的真理,正如你成了加尔文主义你就不能成为别的主义一样)神在创世的时候就建立起了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假如上帝象外邦泛神论那样认为是存在于被造物之中,那么神圣性、超然性也就在人的中间。于是他们发明了半人半神,搞起了英雄崇拜,最后导致了向凯撒大帝献祭这样的事。令一方面,那些低贱的人们就被视为草芥一般。因此而产生了象印度和埃及的种姓制度,产生了各国的奴隶制度,将某些人置于其他人之下。在伊斯兰教国家里,在那真主赐给虔信者与之相伴的天国美女的乐园里,权大于法,女人成为男人的奴隶,被征服国的人民成了伊斯兰教国家的奴隶。(奴隶的来源和天国美女是分不开的,隶即隶属,奴即女又,合起来就是女又隶属(于男人),这合神用肋骨造了女人隶属于男人的一部分是相吻合的,所以奴隶首先产生于女性,只是后来因为生产需要才不将男人杀死而将男人也变成奴隶了。从神的仆人这一观念看,仆人就是奴隶,这是一种隶属关系,但神的本质是爱,而人的本质是利,所以人的奴隶是谋利的工具而不是人,而神的奴隶是爱的对象,所以人的奴隶是用强制的枷锁,而神的奴隶则是用无限的引力使你逃不了他的爱,没有引力,爱就自然告吹,奴隶关系就不复存在了,)
罗马天主教虽生长于基督教的土壤里,但却将本来是绝对的视为相对的,而将人与人之间的所有关系都解释成等级式、阶梯式的。在天使中有等级,在教会里有等级,在社会上人与人之间也以等级区分。从而产生了一种完全是贵族特权式的基本概念。(等级是一种客观存在,是神无限多样性中的一种统一度量衡,也是公平的一种基石,假如没有这一基石,社会就不会进步,也就没有先进与后进之分了。其关键的问题在于等级与职份混为一谈,等级的概念是指符合这一职份度量标准的一类人,而不是指某一特定的个人,所以天国的等级只是根据职份划分的某一特定的群体,即天国只有“值班经理”而没有经理这一概念,而职份的范围由神的律法来明确,值班经理经有民主的方式产生,即一个群体中优秀者即得胜者,即可进入上一个等级,而值班经理的好坏完全又民主评定,决定其升往更高的等级,这就是天国“小众社会”的概念,最先进的和最落后的互不干扰,都可以得到无限制的发展)
现代主义否认一切差别。非但男女平等,甚至不将男女颠倒誓不罢休。(因为没有天国,所以一切只能在反对中产生,从一种反对到另一种反对,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他们仅允许一种统一,一个观点,一种生活方式。凡超出此规范的就被认为是对公众良心的侮辱。如果加尔文主义将整个人类直接放在神的面前,那么所有的人,男人、女人,富人、穷人,软弱的或强壮的,智慧的还是愚拙的,在神的面前都是被造之物,都是失落的罪人。除了神设立的政权而使有些人比别人在更高的职位上,没有任何人有任何理由作他人之主,凌驾于他人之上。
神赐给一些人聪明才智,为的要使这些多得的人能服侍那些少得的人,要使他们从心里服侍神。因此加尔文主义不仅谴责奴隶制、种姓制,也谴责对妇女对穷人的奴役;不仅反对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制度,也反对一切贵族特权。除非是那些蒙神恩赐,具有特殊才干与品德的个人或家庭,并且他们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耀,不是出于个人的野心与骄傲,而是用来服侍神。由此可知,加尔文主义对生活的解释必定是民主的。它提倡各国的自由,致力于在政治上、社会上承认、尊重、公正地对待每一个人。
原因是每一个人都是按神的形象所造。这一切,不是出于妒忌,不是低位的要越级登上高位,而是所有的人都曲膝在以色列的圣者面前。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加尔文主义没有与旧时代发生过突然决裂这个历史事实。
此民主概念也不断地赢得人心。,阿尔瓦则以他血腥的镇压促进了民主精神的蓬勃发展(注:阿尔瓦是当时血腥镇压荷兰抗罗宗的西班牙将军)。哪怕是从人的利益考虑,将每个人都置于平等地位这个永垂不朽的荣誉,也无可争议地属于加尔文主义。(每个人都是上帝伟大作品这一观念是一切平等的来源,也是民主不断深入人心的伟大见证,但是民主和平等的观念永远都是和先进、前进和社会发展相冲突的,这就是一个公平和效率的老问题,解决这个矛盾的维一办法就是把上帝置于中心的位置,公平不能超越上帝去阻止先进和社会的发展这个公平基础不断提高,这个对公平显然整体有利的法则。而效率必须以自身的创造来获得,而不能超越上帝对公平的保护,而靠有利的职份来侵占和掠夺他人公平的份来使自已获得和强大,所以这个界线是不可超越的,这个方向只能是前进,只能是上帝加给你的力,而不是掠夺他人的能量到使自已前进,这是上帝不可超越的法则)
外邦多神论对世界的估计过高。一方面对世界具有恐惧之心,另一方面又迷失在其中。伊斯兰教正好相反,把世界看得太低。他们常常以那所谓的感官享受的乐园为目标而嘲笑藐视世界。在基督教的欧洲和美国,比较重视教会与世界的关系而忽视人与世界的关系。
但,这也不可避免的带来一个严重的后果:把不同的生活倾向不是视为异端就是看作巫术而施以严酷审判,推上绞刑架。这种要命的理论是以铁的逻辑执行的。它不是出于残酷,也不是出于野心,却是以要拯救基督化的世界这个伟大目标为目的。于是,世界就附属在教会的阴影之下,逃离世界不仅是修道院甚至神职也不例外。但是,让教会来掌管世界已经被证明对生活的自由发展起了阻碍作用。
不仅因着人按神形被造而尊重人,而且将世界视为神圣的创造,旗帜鲜明地指出,救恩是神的特殊恩典,神也有一般恩典,维持、供应世上的一切生命,从而,家庭生活恢复了独立、工商业在自由中得以发展,艺术与科学也从教会的束缚、限制下获得活力。人开始理解,管理自然界和一切被造物是他的神圣职责,这正是神在创世之初所吩咐人要做的。咒诅并不在这个世界本身,而在罪上。
(3) 以神国之名,要将所有的社会生活置于神国的护卫之下,加以重新模塑。因此一个叫做雷登约翰的人在爱尔兰的芒斯特省,一度以暴力建立起一个他们称为新锡安王国的政权,效忠他的人甚至在阿姆斯特丹街头裸行。(我是赞成街头裸行的,但你可以选择不裸行而不能反对,这就是“大众社会”的麻烦,什么事都有不相干的人以道德的名义插上一脚,天国的“小众社会”就不存在这种麻烦,他完全按神“各从其类”的法则,通过“自组织”的方式来实现每个人自主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必须按一种道德方式来生活,你要选择那种道德方式那是你个人的事,与任何人无关,但别人也有权选择你认为“不道德”的方式来生活,这之间是互不干涉的,神只是“提倡”好的而不干涉“坏的”,好的就奖励并把他们升到更高的等级,“坏的”也只能在“坏的那部分”,而不会影响到好的,好和坏都是自已的选择,“神的光照好人也照坏人”)
(4) 因此,正如否定罗马天主教的理论一样,加尔文主义也否定重洗派的理论,宣告说教会必须将自己的权力限止在属灵的范畴之内,在世界上我们应承认神普遍恩典的力量。
(1) 人与永恒者之间的直接交往而不需要借助教会。
(3) 承认整个世界所爱的咒诅被神的普通恩典所约束,尊重世界上的生活以及其独立性。并且我们必须在每一个领域里开发神藏于自然界和人类生活中的潜能。
但加尔文主义尚未获得带领人类走向更高的发展阶段之声誉。(这也是加尔文的局限,过分强调平等必然会制约发展,从而丧失带领人类发展的资格,因为发展永远是靠先进的那一部分人的带领来实现的,丧失了这部分人,也就丧失了发展的动力。这也是加尔文主义虽然认识到了“普遍恩典”和“特殊恩典”之区别,但并没有认识到二者的能动关系之故,所以必需清楚的表明神的“普遍恩典”就是公平和民主,而神的“特殊恩典”就是先进(或先知)和效率,就是神的“特殊使者”来带领人类向更高和神的方向前进的使者,必须为他们正名,使他们得荣耀并从他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特殊恩典”认识到这是神的荣耀在他们身上的体现,给他们加力让“人类的列车”快快的驶到神那里,而不是拖住他们和我们一样什么都不做,等待神从天上落果子)
在中国,孔孟之道有权说它在那片土地上形成了一个自己的生活体系。(儒释道从真正意义上来说,算不上一种宗教,因为它根本就没有象其它宗教那样真正介入老百姓的生活,其特点是“出世”,正如其它宗教的“入世”一样,都是神的伟大真理,所以释道二家虽然不是宗教,但却称得上是神的“伟大学说”,正如古希腊和古罗马神话一样,特别是佛道的“空和修练”的观念,正是“入世”之没有的伟大特色,正是神隐藏的学问,释道二家的典籍我没有特别接触过,但已显明的真理是我所能认识的神的道中的一部分,就“神话”二字而言,在无神论那里为“虚构的故事”,但在有神论者的眼中,“神话”就是神以某种方式对人说的话,中国有部《西游记》,就是神用故事的形式向人说的话,也是佛教的伟大真理和神让老百姓能懂的通俗版本,我们只需要看一看作者是谁,就可证明此话不虚了,“承天赐下的口述之恩(道)”就是吴承恩之意,来通俗的话说就是吴承恩这个人写的〈西游记〉是天的口说的话,而天在中国和神的含义是一个意思。至于孔老二当然在中国形成了自已的一套生活体系,那就是“满口的仁义道德”,和圣经中的光明天使一个形象,孔丘(包)一出生头上就长了个包,就是龙头上的角,“鼻露孔、眼露睛、牙露齿、耳露窿”则完全是龙的形象,我们再来看看同时代的老子对他的评价吧,说他是“骄气多欲,态色淫志”是老子对孔子的评价(参看《史记*老子传》),所以我对儒家是有多远逃多远,所以除了儒家,含科学和无神论在内,我都愿意接受,因为“得道总是从听道而来”,和心口不一的儒家有着本质的区别)但中国并未对整个人类作出过很大贡献。就他们自己的生活而言,他们的水是清澈的,但他们所形成的不过是一个孤立的湖泊。以古老文明著称的印度文明、墨西哥玛亚文明、秘鲁的印加文明也都类似。在这些国家与地区,社会文明达到了一个很高的阶段,但随后却停留在那里,并且至今仍处于那种封闭状况,对整个人类并未带来什么益处(注:此演讲的时间是在1898年)。
正象今天的新历史是从法国革命的不信开始一样。信仰生活的这种周期性所遵行的是何种规律我们无法明确定义。但是很明显这种规律是存在的。信仰高潮来临时,圣灵在人们心里的工作是不可抗拒的。(神在我心中的工作的确是不可抗拒的,新历史的周期从法国革命开始,是因为信仰如果不与科学(造物)结合,就会走向虚无,而科学不与拯救(救世)结合,就会走向荒谬、自大和骄傲,所以当二者达到一个顶点时,周期就会转向另一边)
加尔文主义者,清教徒和先父们所经历的正是神的这种伟大的内在工作。圣灵在每个人心里的工作程度上有所不同,这在任何一个伟大运动中都是如此。那些成为运动中心,推动运动发展的人们在最大程度上经历的就是圣灵的强大能力。(圣灵在每个人心里的工作程度上有所不同,这就是人与人之间差异性的来源,差异指向职份的不同,职份指向分工和专业,如造物和救赎就是两项事工,而所有职份之间的配合就指向全能,就象眼耳口鼻手配合才能产生一个具体的行动一样)
对人与人的关系的解释。在人与人之间存在着的不是统一性而是无穷无尽的多样性。(应该是统一性与无限多样性并存,我想这也是加尔文主义的缺陷,加尔文主义无疑是伟大的真理,但不是完全的真理,正如你成了加尔文主义你就不能成为别的主义一样)神在创世的时候就建立起了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假如上帝象外邦泛神论那样认为是存在于被造物之中,那么神圣性、超然性也就在人的中间。于是他们发明了半人半神,搞起了英雄崇拜,最后导致了向凯撒大帝献祭这样的事。令一方面,那些低贱的人们就被视为草芥一般。因此而产生了象印度和埃及的种姓制度,产生了各国的奴隶制度,将某些人置于其他人之下。在伊斯兰教国家里,在那真主赐给虔信者与之相伴的天国美女的乐园里,权大于法,女人成为男人的奴隶,被征服国的人民成了伊斯兰教国家的奴隶。(奴隶的来源和天国美女是分不开的,隶即隶属,奴即女又,合起来就是女又隶属(于男人),这合神用肋骨造了女人隶属于男人的一部分是相吻合的,所以奴隶首先产生于女性,只是后来因为生产需要才不将男人杀死而将男人也变成奴隶了。从神的仆人这一观念看,仆人就是奴隶,这是一种隶属关系,但神的本质是爱,而人的本质是利,所以人的奴隶是谋利的工具而不是人,而神的奴隶是爱的对象,所以人的奴隶是用强制的枷锁,而神的奴隶则是用无限的引力使你逃不了他的爱,没有引力,爱就自然告吹,奴隶关系就不复存在了,)
罗马天主教虽生长于基督教的土壤里,但却将本来是绝对的视为相对的,而将人与人之间的所有关系都解释成等级式、阶梯式的。在天使中有等级,在教会里有等级,在社会上人与人之间也以等级区分。从而产生了一种完全是贵族特权式的基本概念。(等级是一种客观存在,是神无限多样性中的一种统一度量衡,也是公平的一种基石,假如没有这一基石,社会就不会进步,也就没有先进与后进之分了。其关键的问题在于等级与职份混为一谈,等级的概念是指符合这一职份度量标准的一类人,而不是指某一特定的个人,所以天国的等级只是根据职份划分的某一特定的群体,即天国只有“值班经理”而没有经理这一概念,而职份的范围由神的律法来明确,值班经理经有民主的方式产生,即一个群体中优秀者即得胜者,即可进入上一个等级,而值班经理的好坏完全又民主评定,决定其升往更高的等级,这就是天国“小众社会”的概念,最先进的和最落后的互不干扰,都可以得到无限制的发展)
现代主义否认一切差别。非但男女平等,甚至不将男女颠倒誓不罢休。(因为没有天国,所以一切只能在反对中产生,从一种反对到另一种反对,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他们仅允许一种统一,一个观点,一种生活方式。凡超出此规范的就被认为是对公众良心的侮辱。如果加尔文主义将整个人类直接放在神的面前,那么所有的人,男人、女人,富人、穷人,软弱的或强壮的,智慧的还是愚拙的,在神的面前都是被造之物,都是失落的罪人。除了神设立的政权而使有些人比别人在更高的职位上,没有任何人有任何理由作他人之主,凌驾于他人之上。
神赐给一些人聪明才智,为的要使这些多得的人能服侍那些少得的人,要使他们从心里服侍神。因此加尔文主义不仅谴责奴隶制、种姓制,也谴责对妇女对穷人的奴役;不仅反对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制度,也反对一切贵族特权。除非是那些蒙神恩赐,具有特殊才干与品德的个人或家庭,并且他们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耀,不是出于个人的野心与骄傲,而是用来服侍神。由此可知,加尔文主义对生活的解释必定是民主的。它提倡各国的自由,致力于在政治上、社会上承认、尊重、公正地对待每一个人。
原因是每一个人都是按神的形象所造。这一切,不是出于妒忌,不是低位的要越级登上高位,而是所有的人都曲膝在以色列的圣者面前。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加尔文主义没有与旧时代发生过突然决裂这个历史事实。
此民主概念也不断地赢得人心。,阿尔瓦则以他血腥的镇压促进了民主精神的蓬勃发展(注:阿尔瓦是当时血腥镇压荷兰抗罗宗的西班牙将军)。哪怕是从人的利益考虑,将每个人都置于平等地位这个永垂不朽的荣誉,也无可争议地属于加尔文主义。(每个人都是上帝伟大作品这一观念是一切平等的来源,也是民主不断深入人心的伟大见证,但是民主和平等的观念永远都是和先进、前进和社会发展相冲突的,这就是一个公平和效率的老问题,解决这个矛盾的维一办法就是把上帝置于中心的位置,公平不能超越上帝去阻止先进和社会的发展这个公平基础不断提高,这个对公平显然整体有利的法则。而效率必须以自身的创造来获得,而不能超越上帝对公平的保护,而靠有利的职份来侵占和掠夺他人公平的份来使自已获得和强大,所以这个界线是不可超越的,这个方向只能是前进,只能是上帝加给你的力,而不是掠夺他人的能量到使自已前进,这是上帝不可超越的法则)
外邦多神论对世界的估计过高。一方面对世界具有恐惧之心,另一方面又迷失在其中。伊斯兰教正好相反,把世界看得太低。他们常常以那所谓的感官享受的乐园为目标而嘲笑藐视世界。在基督教的欧洲和美国,比较重视教会与世界的关系而忽视人与世界的关系。
但,这也不可避免的带来一个严重的后果:把不同的生活倾向不是视为异端就是看作巫术而施以严酷审判,推上绞刑架。这种要命的理论是以铁的逻辑执行的。它不是出于残酷,也不是出于野心,却是以要拯救基督化的世界这个伟大目标为目的。于是,世界就附属在教会的阴影之下,逃离世界不仅是修道院甚至神职也不例外。但是,让教会来掌管世界已经被证明对生活的自由发展起了阻碍作用。
不仅因着人按神形被造而尊重人,而且将世界视为神圣的创造,旗帜鲜明地指出,救恩是神的特殊恩典,神也有一般恩典,维持、供应世上的一切生命,从而,家庭生活恢复了独立、工商业在自由中得以发展,艺术与科学也从教会的束缚、限制下获得活力。人开始理解,管理自然界和一切被造物是他的神圣职责,这正是神在创世之初所吩咐人要做的。咒诅并不在这个世界本身,而在罪上。
(3) 以神国之名,要将所有的社会生活置于神国的护卫之下,加以重新模塑。因此一个叫做雷登约翰的人在爱尔兰的芒斯特省,一度以暴力建立起一个他们称为新锡安王国的政权,效忠他的人甚至在阿姆斯特丹街头裸行。(我是赞成街头裸行的,但你可以选择不裸行而不能反对,这就是“大众社会”的麻烦,什么事都有不相干的人以道德的名义插上一脚,天国的“小众社会”就不存在这种麻烦,他完全按神“各从其类”的法则,通过“自组织”的方式来实现每个人自主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必须按一种道德方式来生活,你要选择那种道德方式那是你个人的事,与任何人无关,但别人也有权选择你认为“不道德”的方式来生活,这之间是互不干涉的,神只是“提倡”好的而不干涉“坏的”,好的就奖励并把他们升到更高的等级,“坏的”也只能在“坏的那部分”,而不会影响到好的,好和坏都是自已的选择,“神的光照好人也照坏人”)
(4) 因此,正如否定罗马天主教的理论一样,加尔文主义也否定重洗派的理论,宣告说教会必须将自己的权力限止在属灵的范畴之内,在世界上我们应承认神普遍恩典的力量。
(1) 人与永恒者之间的直接交往而不需要借助教会。
(3) 承认整个世界所爱的咒诅被神的普通恩典所约束,尊重世界上的生活以及其独立性。并且我们必须在每一个领域里开发神藏于自然界和人类生活中的潜能。
但加尔文主义尚未获得带领人类走向更高的发展阶段之声誉。(这也是加尔文的局限,过分强调平等必然会制约发展,从而丧失带领人类发展的资格,因为发展永远是靠先进的那一部分人的带领来实现的,丧失了这部分人,也就丧失了发展的动力。这也是加尔文主义虽然认识到了“普遍恩典”和“特殊恩典”之区别,但并没有认识到二者的能动关系之故,所以必需清楚的表明神的“普遍恩典”就是公平和民主,而神的“特殊恩典”就是先进(或先知)和效率,就是神的“特殊使者”来带领人类向更高和神的方向前进的使者,必须为他们正名,使他们得荣耀并从他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特殊恩典”认识到这是神的荣耀在他们身上的体现,给他们加力让“人类的列车”快快的驶到神那里,而不是拖住他们和我们一样什么都不做,等待神从天上落果子)
在中国,孔孟之道有权说它在那片土地上形成了一个自己的生活体系。(儒释道从真正意义上来说,算不上一种宗教,因为它根本就没有象其它宗教那样真正介入老百姓的生活,其特点是“出世”,正如其它宗教的“入世”一样,都是神的伟大真理,所以释道二家虽然不是宗教,但却称得上是神的“伟大学说”,正如古希腊和古罗马神话一样,特别是佛道的“空和修练”的观念,正是“入世”之没有的伟大特色,正是神隐藏的学问,释道二家的典籍我没有特别接触过,但已显明的真理是我所能认识的神的道中的一部分,就“神话”二字而言,在无神论那里为“虚构的故事”,但在有神论者的眼中,“神话”就是神以某种方式对人说的话,中国有部《西游记》,就是神用故事的形式向人说的话,也是佛教的伟大真理和神让老百姓能懂的通俗版本,我们只需要看一看作者是谁,就可证明此话不虚了,“承天赐下的口述之恩(道)”就是吴承恩之意,来通俗的话说就是吴承恩这个人写的〈西游记〉是天的口说的话,而天在中国和神的含义是一个意思。至于孔老二当然在中国形成了自已的一套生活体系,那就是“满口的仁义道德”,和圣经中的光明天使一个形象,孔丘(包)一出生头上就长了个包,就是龙头上的角,“鼻露孔、眼露睛、牙露齿、耳露窿”则完全是龙的形象,我们再来看看同时代的老子对他的评价吧,说他是“骄气多欲,态色淫志”是老子对孔子的评价(参看《史记*老子传》),所以我对儒家是有多远逃多远,所以除了儒家,含科学和无神论在内,我都愿意接受,因为“得道总是从听道而来”,和心口不一的儒家有着本质的区别)但中国并未对整个人类作出过很大贡献。就他们自己的生活而言,他们的水是清澈的,但他们所形成的不过是一个孤立的湖泊。以古老文明著称的印度文明、墨西哥玛亚文明、秘鲁的印加文明也都类似。在这些国家与地区,社会文明达到了一个很高的阶段,但随后却停留在那里,并且至今仍处于那种封闭状况,对整个人类并未带来什么益处(注:此演讲的时间是在1898年)。
回复: 天国宪章
这条河流发源于巴比伦和尼罗河流域,从那里流向希腊,从希腊流到了罗马帝国,从罗马天主教各国又流向西、北欧各国,又从荷兰从英格兰流到你们美洲。(这就是神的天国路线图)
同样,罗马天主教的出现也并非偶然,它是以色列的祭司制度、各各他的十字架和罗马帝国的世界性组织结构的混合。伊斯兰教也不例外,是希伯来一神论,拿撒勒的先知(注:伊斯兰教承认耶稣,但只视为先知。穆罕默德早年曾接触犹太教和基督教并受影响)和什叶派的大杂烩。甚至在外邦泛神论中,一方面是巴比伦和埃及,另一方面是希腊与罗马,也都是建立在他们祖先丰富的物质基础之上。(我特别要强调的是,天主和犹太教的等级制度+民主即为神的道,泛神+天国美女则是科学与人类自然情感的来源,因为泛神和一神并不矛盾,这就是数学的起源,因为多总是从一而来,而多神之中也必然有一个至高,所以我们不应排斥而把自已推向至高,谁走在最前谁就是至高,这是有限界的法则,而有限则为无限界中的一段,神哪里害怕和人竞争,所以神总是带领人本向乐园走在最前面的那一位,所以我说我是神是因为我成就了神的天国和具有神拯救的大能,而其它人没有,而下面我已经拟好了一个题目,叫〈招聘造物主救世主和天国CEO〉,所以我要把这个神让给别人来当,我又重新回到了一个人,和大家站在通一起跑线了,而我的下一个目标就不再是造物和拯救了,而是成为永生神,因为神前两天让我看了一篇叫着“死亡9分钟”的书,和神在书中启示给我的“生”的方式完全一样,就象一个硬币的两个面,因为原来我研究永生完全是从“生”的角度来研究的,而现在有了从死亡那边回来的,众多的“濒死记录”,它就使我从“生”的角度研究永生有了一个“死”着为背景和参照物,来对生死的诸多事情作一个科学的界定,从中开启神的永生之门,而永生与造物和拯救相比,则更是纯抽象的,但它却是造物和拯救的终极目的,所以这个道路就是“我就是道路(造物)真理(拯救)和永生”,所以神不神的只能看自已,是神和人的个人关系,只要有合适的人选,我就把神的造物术和拯救大能传给他,我就不是神了,让他们来拯救,我就去追求永生了,所以拯救和造物不过是职份而已,你能并做这个事你就是,不能和不做就不是了)
众所周知,人类发展的最强有力的力量是成功的从巴比伦到埃及到希腊到罗马,然后又发展到了罗马天主教的国家与地区,最后发展到西欧的加尔文主义国家。如果说以色列在巴比伦和埃及时代曾经昌盛过,无论他们当时达到了什么样的标准,人类发展的接力棒却不在亚伯拉罕子孙手里,而在伯沙撒们(注:巴比伦王,见但以理书第五章)和法老们的手中。并且此领导地位的接力棒没有从巴比伦、埃及传到以色列,而传到了希腊和罗马。
加尔文主义的基本思想被从荷兰移植到了英国,又来到美国,并成为向西发展的驱动力。今天她已经伫立在太平洋的东岸,以敬畏之心等待神预旨所定的下一步。虽然我们无法得知未来,但上述人类发展的这几个阶段一直到加尔文主义,的确是一个历史事实。(正如神总是选择“得胜者”一样,美国如果不能领导人类朝着神的方向前进,就会象以色列一样,接力棒就会落到人家的手里)
各国从不成熟向成熟的发展过程有点类似家庭生活,人小的时候,一切决定都由家长所做。在各国的发展中也一样,首先是从小亚细亚的专制暴君,然后是君主制,接着有祭司制度,最后发展到祭司制与政权并存领导每一个运动。历史上巴比伦和埃及,希腊与罗马,伊斯兰教统治与罗马天主教统治都证实了这种发展进程。但有一点是明显的,即:这并不是一个永恒的状态。
至今为止,推动社会发展的各种运动不是来自于国家权力,就是教会或是科学,都是从上到下的。但在加尔文主义里,运动源于社会各阶层人民的自发性,它推动社会生活朝着更高阶段发展。加尔文主义是从民众中开始的。在路德宗国家里,政府仍然对社会发展起领导作用。但在瑞士,在法国抗罗宗地区的胡格诺派;在比利时,在荷兰,在苏格兰,在英国,人民自己成为社会发展的推动力。并且他们已经成熟起来,成为时代的佼佼者。即使是在某些情况下,就如当年在荷兰,贵族曾勇敢地为那些被压迫的人们站出来,但他们并没有真正成就什么。而人民却以惊人的能力,打破障碍,获得自由,正如“沉默的威廉”自己说的,普通百姓自发的英勇行为才是成功的原因。
十九世纪下半叶最优秀的历史学家们满怀热情、全力以赴地考查、研究荷兰反抗西班牙统治的那段历史的结果证明,当年强大的西班牙若不是被加尔文主义精神武装起来的英雄们所击溃,荷兰的历史、欧洲的历史,世界的历史就会是令人痛心的黑暗与不幸,而不是今天的光明与激动人心。
富鲁英教授公正地评论说:“在瑞士、法国、荷兰、苏格兰、英国,在任何一块抗罗宗主义被刀剑顶着胸膛之下所建立起来的土地上,正是加尔文主义使这一切成为事实”。
在此,我想提醒诸位的是,要不是因为加尔文主义在人心里植入了一个不同的原则,向人们的头脑显示了另外一个世界,上述的世界历史转折是不会发生的。
第二讲:加尔文主义与宗教信仰
我们在上一讲所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1、加尔文主义就意味着抗罗宗主义的成熟,它使人类发展达到了一个更高更丰富的阶段。
2、以法国革命为起始点的现代主义世界观,除了模仿加尔文主义所宣告的辉煌的理论之外毫无自夸之处,因此也就不配得那所谓带领我们走向更高阶段的荣誉。
三、 宗教信仰是否能只需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个部分,还是关系到我们全部人生和我们的存在本身?
四、 宗教信仰所要面对的人性的状况是正常的,还是非正常而需要拯救的?
对于这些问题,加尔文主义的回答是:
3、 宗教信仰不应只是与生活并行的,部分的,而必须掌握我们人全部的生存。
4、 宗教信仰的特征应该是救赎性的,它不应出于我们的败坏本性,而是出于我们里面新造的人,是通过重生在恢复人原来的标准。
人本的信仰与神本的信仰
人从自己身上可以知觉的那种不可见的灵魂统治他可见的身体这种经验上,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大自然也一定由其本身的一些隐而不见的灵所驱动而运作。开始相信有着个性的诸神的存在,并期望这些高于自然的神们会有效地与那可怕的自然力抗争。
人的宗教性是为了要来祈求或利用那些运行在大自然面纱后面的各种精灵,好使自己不再受捉摸不定的宇宙的摆弄。这样的宗教既使是发展到了一神论,这个神与人之间的关系仍然丝毫不会改变,它的存在是为了帮助人,为了保障社会的秩序,为了在人需要协助或拯救的时候祭出来帮忙,要不然就是为了给人心因为罪的原因永远不会停止的挣扎中打上强心针。这样所产生的任何宗教其结果都会在饥荒、瘟疫横行的时候大行其道,在穷人和受压迫的人群中盛行,在卑微与脆弱之辈中得以发展,但却在繁荣盛世之下日渐憔悴;对成功富有的人们缺乏吸引力,也为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所唾弃。当那些文明社会享受安逸与舒适,当科学进步,人日益不受自然压力的威胁之时,人们就会扔掉宗教的拐棍,以他们自己可怜的双腿踉跄向前,并对一路上的任何圣洁之物嗤之以鼻。
这就是以人为中心的宗教的必然下场。它只是一种不必要的多余而已,一旦自我兴趣得到满足它便消声匿迹。这就是基督教以外所有民族国家早期的宗教,今天在我们生活的时代,在比我们更富有更文明发达的社会里,所重复的也仍然是此同一种现象。
加尔文主义与以上这一切截然相反。正如圣经所说:“神创造万物是为他自己而造”(哥罗西1:16)并且这决非出于人的寻求,而是神自己将信仰的种子(如加尔文所说的)撒在人心里,将真正的基本的宗教信仰表达植于人的本性之中。神自己通过拨动人灵魂的琴弦所产生的神圣感觉使人具有宗教性。
由于罪的原故,一个需要的声音打破了此神圣之曲的合谐。在其最初的形式上,在其最自然的状况下,宗教完全是一种钦佩赞赏、崇拜敬意之情,它所产生的是升华与合一,而不是一种奴仆与受压者的依靠情绪。宗教里每一个动机的起始点是神而不是人。人是器皿、是方法,唯有神是目的,是始点也是终点,是众水之源泉,也是众水所流回的海洋。
我们的格言必须是“先求神的国”然后再想到自己的需要。今天的宗教哲学,既使是在它最大胆飞行中,也从未达到过比此更高之处,也从未形成过更理想的概念。(这也是我一生的追求,但关键是我这样追求时,并非一个信徒,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那就是天国,是我脱离现实苦难可以去的地方,于是构思这个天国就成了我从小至今躲避现实去那里医治心灵悲伤的抚慰之地,现实的痛苦则被转化构思成了天国的美好,所以在从小至今的思考中,直接构思天国占了很大一部分,而且绝大多数的思考都是以天国为目的的,概括起来可以归结为两个部分:一是将现实的痛苦转化为天国的美好,非常具体的说就是在天国条件下,如何解除这些痛苦的“解决方案”。二是从技术上如何建设天国,并为解决这些痛苦创造相关的物质和环境条件,所以神国一直是我从小至今心灵清楚的中心,虽然它没有受到宗教的影响,但从小我就有一种思想:“人类被附加的痛苦已经够多的了,我们决不能给自已再赠加哪怕是一点痛苦了”,所以我的痛苦不是来自内心,而是来自外来的附加,因此,如何对付痛苦就成了我从小至今的功课,所以我想这都是神安排的,那个人生的打击真是没完没了一个接着一个,40年来从来就没断过,关坐牢都是好几次,而这些都变成痛苦的解决方案了,而这些解决方案都是组成神国的基础)
人对上帝的信仰不需要任何中介
同样,罗马天主教的出现也并非偶然,它是以色列的祭司制度、各各他的十字架和罗马帝国的世界性组织结构的混合。伊斯兰教也不例外,是希伯来一神论,拿撒勒的先知(注:伊斯兰教承认耶稣,但只视为先知。穆罕默德早年曾接触犹太教和基督教并受影响)和什叶派的大杂烩。甚至在外邦泛神论中,一方面是巴比伦和埃及,另一方面是希腊与罗马,也都是建立在他们祖先丰富的物质基础之上。(我特别要强调的是,天主和犹太教的等级制度+民主即为神的道,泛神+天国美女则是科学与人类自然情感的来源,因为泛神和一神并不矛盾,这就是数学的起源,因为多总是从一而来,而多神之中也必然有一个至高,所以我们不应排斥而把自已推向至高,谁走在最前谁就是至高,这是有限界的法则,而有限则为无限界中的一段,神哪里害怕和人竞争,所以神总是带领人本向乐园走在最前面的那一位,所以我说我是神是因为我成就了神的天国和具有神拯救的大能,而其它人没有,而下面我已经拟好了一个题目,叫〈招聘造物主救世主和天国CEO〉,所以我要把这个神让给别人来当,我又重新回到了一个人,和大家站在通一起跑线了,而我的下一个目标就不再是造物和拯救了,而是成为永生神,因为神前两天让我看了一篇叫着“死亡9分钟”的书,和神在书中启示给我的“生”的方式完全一样,就象一个硬币的两个面,因为原来我研究永生完全是从“生”的角度来研究的,而现在有了从死亡那边回来的,众多的“濒死记录”,它就使我从“生”的角度研究永生有了一个“死”着为背景和参照物,来对生死的诸多事情作一个科学的界定,从中开启神的永生之门,而永生与造物和拯救相比,则更是纯抽象的,但它却是造物和拯救的终极目的,所以这个道路就是“我就是道路(造物)真理(拯救)和永生”,所以神不神的只能看自已,是神和人的个人关系,只要有合适的人选,我就把神的造物术和拯救大能传给他,我就不是神了,让他们来拯救,我就去追求永生了,所以拯救和造物不过是职份而已,你能并做这个事你就是,不能和不做就不是了)
众所周知,人类发展的最强有力的力量是成功的从巴比伦到埃及到希腊到罗马,然后又发展到了罗马天主教的国家与地区,最后发展到西欧的加尔文主义国家。如果说以色列在巴比伦和埃及时代曾经昌盛过,无论他们当时达到了什么样的标准,人类发展的接力棒却不在亚伯拉罕子孙手里,而在伯沙撒们(注:巴比伦王,见但以理书第五章)和法老们的手中。并且此领导地位的接力棒没有从巴比伦、埃及传到以色列,而传到了希腊和罗马。
加尔文主义的基本思想被从荷兰移植到了英国,又来到美国,并成为向西发展的驱动力。今天她已经伫立在太平洋的东岸,以敬畏之心等待神预旨所定的下一步。虽然我们无法得知未来,但上述人类发展的这几个阶段一直到加尔文主义,的确是一个历史事实。(正如神总是选择“得胜者”一样,美国如果不能领导人类朝着神的方向前进,就会象以色列一样,接力棒就会落到人家的手里)
各国从不成熟向成熟的发展过程有点类似家庭生活,人小的时候,一切决定都由家长所做。在各国的发展中也一样,首先是从小亚细亚的专制暴君,然后是君主制,接着有祭司制度,最后发展到祭司制与政权并存领导每一个运动。历史上巴比伦和埃及,希腊与罗马,伊斯兰教统治与罗马天主教统治都证实了这种发展进程。但有一点是明显的,即:这并不是一个永恒的状态。
至今为止,推动社会发展的各种运动不是来自于国家权力,就是教会或是科学,都是从上到下的。但在加尔文主义里,运动源于社会各阶层人民的自发性,它推动社会生活朝着更高阶段发展。加尔文主义是从民众中开始的。在路德宗国家里,政府仍然对社会发展起领导作用。但在瑞士,在法国抗罗宗地区的胡格诺派;在比利时,在荷兰,在苏格兰,在英国,人民自己成为社会发展的推动力。并且他们已经成熟起来,成为时代的佼佼者。即使是在某些情况下,就如当年在荷兰,贵族曾勇敢地为那些被压迫的人们站出来,但他们并没有真正成就什么。而人民却以惊人的能力,打破障碍,获得自由,正如“沉默的威廉”自己说的,普通百姓自发的英勇行为才是成功的原因。
十九世纪下半叶最优秀的历史学家们满怀热情、全力以赴地考查、研究荷兰反抗西班牙统治的那段历史的结果证明,当年强大的西班牙若不是被加尔文主义精神武装起来的英雄们所击溃,荷兰的历史、欧洲的历史,世界的历史就会是令人痛心的黑暗与不幸,而不是今天的光明与激动人心。
富鲁英教授公正地评论说:“在瑞士、法国、荷兰、苏格兰、英国,在任何一块抗罗宗主义被刀剑顶着胸膛之下所建立起来的土地上,正是加尔文主义使这一切成为事实”。
在此,我想提醒诸位的是,要不是因为加尔文主义在人心里植入了一个不同的原则,向人们的头脑显示了另外一个世界,上述的世界历史转折是不会发生的。
第二讲:加尔文主义与宗教信仰
我们在上一讲所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1、加尔文主义就意味着抗罗宗主义的成熟,它使人类发展达到了一个更高更丰富的阶段。
2、以法国革命为起始点的现代主义世界观,除了模仿加尔文主义所宣告的辉煌的理论之外毫无自夸之处,因此也就不配得那所谓带领我们走向更高阶段的荣誉。
三、 宗教信仰是否能只需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个部分,还是关系到我们全部人生和我们的存在本身?
四、 宗教信仰所要面对的人性的状况是正常的,还是非正常而需要拯救的?
对于这些问题,加尔文主义的回答是:
3、 宗教信仰不应只是与生活并行的,部分的,而必须掌握我们人全部的生存。
4、 宗教信仰的特征应该是救赎性的,它不应出于我们的败坏本性,而是出于我们里面新造的人,是通过重生在恢复人原来的标准。
人本的信仰与神本的信仰
人从自己身上可以知觉的那种不可见的灵魂统治他可见的身体这种经验上,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大自然也一定由其本身的一些隐而不见的灵所驱动而运作。开始相信有着个性的诸神的存在,并期望这些高于自然的神们会有效地与那可怕的自然力抗争。
人的宗教性是为了要来祈求或利用那些运行在大自然面纱后面的各种精灵,好使自己不再受捉摸不定的宇宙的摆弄。这样的宗教既使是发展到了一神论,这个神与人之间的关系仍然丝毫不会改变,它的存在是为了帮助人,为了保障社会的秩序,为了在人需要协助或拯救的时候祭出来帮忙,要不然就是为了给人心因为罪的原因永远不会停止的挣扎中打上强心针。这样所产生的任何宗教其结果都会在饥荒、瘟疫横行的时候大行其道,在穷人和受压迫的人群中盛行,在卑微与脆弱之辈中得以发展,但却在繁荣盛世之下日渐憔悴;对成功富有的人们缺乏吸引力,也为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所唾弃。当那些文明社会享受安逸与舒适,当科学进步,人日益不受自然压力的威胁之时,人们就会扔掉宗教的拐棍,以他们自己可怜的双腿踉跄向前,并对一路上的任何圣洁之物嗤之以鼻。
这就是以人为中心的宗教的必然下场。它只是一种不必要的多余而已,一旦自我兴趣得到满足它便消声匿迹。这就是基督教以外所有民族国家早期的宗教,今天在我们生活的时代,在比我们更富有更文明发达的社会里,所重复的也仍然是此同一种现象。
加尔文主义与以上这一切截然相反。正如圣经所说:“神创造万物是为他自己而造”(哥罗西1:16)并且这决非出于人的寻求,而是神自己将信仰的种子(如加尔文所说的)撒在人心里,将真正的基本的宗教信仰表达植于人的本性之中。神自己通过拨动人灵魂的琴弦所产生的神圣感觉使人具有宗教性。
由于罪的原故,一个需要的声音打破了此神圣之曲的合谐。在其最初的形式上,在其最自然的状况下,宗教完全是一种钦佩赞赏、崇拜敬意之情,它所产生的是升华与合一,而不是一种奴仆与受压者的依靠情绪。宗教里每一个动机的起始点是神而不是人。人是器皿、是方法,唯有神是目的,是始点也是终点,是众水之源泉,也是众水所流回的海洋。
我们的格言必须是“先求神的国”然后再想到自己的需要。今天的宗教哲学,既使是在它最大胆飞行中,也从未达到过比此更高之处,也从未形成过更理想的概念。(这也是我一生的追求,但关键是我这样追求时,并非一个信徒,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那就是天国,是我脱离现实苦难可以去的地方,于是构思这个天国就成了我从小至今躲避现实去那里医治心灵悲伤的抚慰之地,现实的痛苦则被转化构思成了天国的美好,所以在从小至今的思考中,直接构思天国占了很大一部分,而且绝大多数的思考都是以天国为目的的,概括起来可以归结为两个部分:一是将现实的痛苦转化为天国的美好,非常具体的说就是在天国条件下,如何解除这些痛苦的“解决方案”。二是从技术上如何建设天国,并为解决这些痛苦创造相关的物质和环境条件,所以神国一直是我从小至今心灵清楚的中心,虽然它没有受到宗教的影响,但从小我就有一种思想:“人类被附加的痛苦已经够多的了,我们决不能给自已再赠加哪怕是一点痛苦了”,所以我的痛苦不是来自内心,而是来自外来的附加,因此,如何对付痛苦就成了我从小至今的功课,所以我想这都是神安排的,那个人生的打击真是没完没了一个接着一个,40年来从来就没断过,关坐牢都是好几次,而这些都变成痛苦的解决方案了,而这些解决方案都是组成神国的基础)
人对上帝的信仰不需要任何中介
回复: 天国宪章
人对上帝的信仰不需要任何中介
罗马天主教也又一次塞进了圣母、众天使、圣徒、烈士和一整套等级森严的神职人员系统等所组成的中介、中保体制。唯有既是神又是人,唯有神自己才能成为这样的中保。并且,确定此中保的职分不是来自我们人的一方,而唯独来自神的一方,来自神和圣灵内住的,被重生的心。
然而奥古斯汀又比较注重预定论,因此奥氐本人才是造成奥古斯汀主义与加尔文主义之间模糊不清的原因。只要宗教的目的仍然是为了帮助人,只要人以为凭自己的献身就配得恩典,那么,不那么敬虔的人祈求敬虔之辈来做他们的中介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了。因为一个人得不到,只好有求于他人。结果子的枝子太高,只有手长的才能摘到,那么手长的只好为那些无奈的代劳了。
甚至新生婴儿也必须从神自己那里获得信仰的种子。(我从神那里获得启示,这个种子就是松果腺,在怀孕的第一至二月就长成了,然后才是身体的其它部分,所以我怀疑它就是控制我们身体其它部分生长的总控制器,或者说它带有从神那里来的,制造我们每个人身体特定的数据和程序,而这些数据就是我们每个为什么长成那个样子的依据,比如某人的鼻子为什么长得大一些等,而且现在科学家已经发现控制人体外型的相关基因)
这第二点对于个人蒙拣选的承认上,其重要性是不可估量的,这也正是信仰的顶点。(个人拣选是我们人类赖以存在的基础,它的起点是我们每个人都是神因着某种预定、使命和原因单独制造的,而不是千篇一律的复制品和肉体机器人,也是人类个体差异性的来源,而个体的差异与配合正是效率的来源和人类前进的动力,我有一篇文章的题目叫“人类都当火车头,我们则去不了任何地方”则说明了人类要前进就必须要有先后、强弱和秩序,也就是有些人是预定来做领袖而有些人则预定来做群众的,这样才能组成一列有火车头的一列列的整体的列车,而数学和数字12345678910就是为这种秩序而创造的发则,而这个预定是以“各从其类”的方式来制造的,拿再来的耶稣来说,这100年就有1100个人自称为基督,我想他们多半都获得了神的这种启示,但真正能成为基督的只有一人,这就是神“物竞天择”的法则,也是人类民主通过竞争和竞选来确定总统一样,生命的诞生本身也符合这一法则,那就是生命的诞生一次是几百上千万个,但真正能通过公平的竞争而游到子宫的那一个,必定是这上千万个生命中最强壮的一个,换句话说,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千万个人中最棒的一个,这是生命诞生法则中不言而喻的真理,所以圣经才说,我们每以个人的价值都比一个没有生命的星星更贵重,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从上千万中挑选出来的,作为神的儿子被造的,而我们人的珍贵也就自然衬托出神的无比珍贵来了)一方面,所有的宗教信仰都必须倾向于让人自由,让人可以对神刻在一切被造之物上的宗教印记清楚地表达出来。另一方面,每一个宗教范畴里的中介、祭司或巫师的出现都将人的心灵捆绑。并且,敬虔之心越热忱,这种捆绑与束缚也越可怕。在路德宗教会里,教会的束缚要少一些,但却远远没有完全松开。唯有以加尔文主义为立场的教会中,我们才找得到属灵上的独立性,此独立性也使信徒若有必要,为了神的原故,可以站出来反对自己教会里最强有力的人。唯有那些自己站在神面前不受干扰地享受与神交通的人才能真正具有那荣耀的自由翅膀。
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就在于,每一种神职中介无一例外的,必然是造成一种外在的宗教并饰以神圣的形式。唯有当那些神职中介消失,神创世之前的全权拣选将人内在心灵与神自己直接相联,那上天之光直接照进人们的心底,唯有这样的宗教信仰,在最绝对的概念上,才真正是得以完美实现的宗教。
这就自然地引出第三个宗教信仰上的问题:信仰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呢?还是在最严格意义上,最全面、最彻底的征服整个人的?
于是,宗教信仰就被限制在我们的感觉与意志上,而不是我们的全人,其结果我们信仰生活的范围也就只能是限制在这种局部性之中。信仰被从科学、从社会政治生活中扫地出门,只好呆在我们内心的祷告隐秘之处。康德(译注:德国哲学家)把宗教的范围限定在道德生活的范畴之内。我们这个时代的神秘主义将宗教信仰关进了情感之域。其结果,一度是我们生活中坚定力量的信仰被推到了生活的边缘,不再成为推动世界前进的动力而被看作是躲在远远角落里的个人爱好。
把信仰的影响范围限制在生活中那些他们使之成圣的部分。我完全承认,他们想要尽最大的努力把人类生活都拉进圣洁圈子之内,但是任何此圈子之外的,任何未受过他们洗的,未被他们点过圣水的都被认为是对真正宗教信仰无益的。就如他们将生活中被圣化过的与污秽的之间画上一条界线一样,他们也在自己的圣洁范围之内有不同的宗教标准划分——神父与修道院为“至圣所”,敬虔信徒为“内院”,那些虽然受过洗但仍然继续贪爱世界的罪中之乐之众则就成为“外院”。那些在外院里的人把生活中90%的时间花在宗教以外的事上。(这个“内院”和“外院”肯定是要的,否则就是否定上帝拣选的法则,只是这个拣选必须是高举和荣耀上帝的过程和目的,这就是把最好的挑选出来的民主法则,这是一种用选票自觉和自愿的高举,被高举的人也配得到上帝的荣耀和与其职份相适应的物质份额,这才会形成从内到外一致性的追求上帝的荣耀并形成竞争,这和上帝为好的法则是一致的,如果人们追求上帝不能得到好的结果,正如圣经所说“要饼而给石头”的话,那么就没有人追求上帝了,追求好的结果不需要羞羞答答,只要是通过公平竞争得来的,就是上帝神圣的赠与,他应该自毫而无愧与心,而不应该把它藏起来,而那些嫉妒者则是撒旦派来攻击神的荣耀的)
对此,加尔文主义予以坚决反对,并证明宗教信仰的全面性与完全的实际应用。假如万事万物存在的目的是为了神,那么他们就当然应该将荣耀归给神。
神创造了万事万物并给它们的存在设立了不变的规律。加尔文主义认为既然神已经为所有的生命预定了规律与法则,万有都当绝对顺服神、事奉神。
因为神不仅创造了人类,不仅将他的特殊恩典赐给一群特殊的、蒙他拣选的人,也将他的普通恩典赐给所有的人。有一点是肯定的,信仰的亮光和信仰的生活在教会里是最集中的,但此永恒之光也通过教会洞开的围墙和宽敞的窗口射向全世界。这是座落在山上的城,人人都能从远处看到她。
在神的面前,加尔文主义者如此地被神的圣洁所感动,乃至他对自己身上罪的认识立即使他的灵魂遭受折磨,自己罪的可怕本质给他的心压上了负不起的重担。任何企图把罪解释成人向完美发展道路上不完美的阶段,只会引起他的忿怒,因为这是对神无尚权威的侮辱。他承认,罪的外在表现或许在我们看来是逐渐变得不那么可怕,但人心的道德状况却从未改变过。
加尔文主义者根据圣经,所坚持的关于地狱与定罪的断言则绝非严酷,而是生活的最严肃性和对神的绝对圣洁的最深刻认识的证明。难道从那位至高者嘴里没有流出最温柔、最感人的话吗,难道不是吗?但同样从他口里不也是重复地、决定性地说出“丢到外面的黑暗里”(马太22:13),(外面的黑暗就是“外院”,历史告诉我们,将定罪的权力交到一部分人手上则成了人迫害他人的工具,所以在天国中上帝将这种定罪的权力从人的手上收回,并永不更改的将这种权力从一部分人手中交回到他的每一个子民手中,成为每个人都是神的儿子不可剥夺的权力之身份的一部分,这一权利包括三个方面,以是高举人到更高的得级以荣耀神和顺服神的法则,二是审判高位者以监督和贯彻神的法则,并以权柄为高位者打分,以决定他的神降和在天国中的地位。三是运用权柄为等级内的其它人打分,好的高举,不好的打负分,最终可以启动集体的权柄将不合该等级的人逐出该等级到下一个等级,始终保持每一个等级的相对纯洁性。多样性同样遵循这一原则,当你的包容性打、达不到这个等级时,你可以选择自动退出某一群体而加入与你更相合的群体,由天国的公共服务机构来处理相关事务,总之天国的“小众社会”具有无限的多样性,每个人都可以在那里找到与之相合的群体,这就是神“各从其类”的法则,因为天国只奖励好的而不给人定罪,比如具有暴力趋向的人可以组成一个群体,但各群体之间不能越“界”而“侵犯”其它的群体,所以天国“小众社会”“各从其类”的法则就是为了保护神创造的无限多样性,使之这种无限多样性之间不会相互危害和冲突,在神的“美好”导向性的法则和内外动力的驱动下,不断驶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在人堕落之前的伊甸园里没有圣经,在将来荣耀的天堂里也不需要圣经。(是的,天国也不需要圣经了,因为它已把圣经中所揭示的神的法则变为天国人类的日常生活法则了,这就是人们都按照“本心”来生活,撒旦的每一个细胞都不能在那里的人们身上存活了,因为上帝的法则无处不在,每个人都是上帝的眼睛在盯着他在任何地方出现,然后把他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并逐渐向下排除和消灭,就是用上帝的美好和奖励来逐渐扩大神在我们身体中的地盘,最终将撒旦彻底的挤出我们的身体)当那透明的自然之光作我们的衣裳,当神里面的话以本来的清晰在我们心中响起,当人类的所有语言都完全诚实,当我们里面的耳朵完全打开之日来临,我们为什么还需要圣经呢?当太阳升起照亮屋子时,你就会关掉电灯,而太阳下山后,你就感到人工照明的需要了,每间住人的屋子都需要照明。宗教信仰也一样,在没有雾来挡住我们的眼睛见到神圣之光的时候,我们的脚前就不需要灯,路上也不需要光。(天国的一切都是透明的,我们的每一个细胞都要用上帝的美好来照射,使黑暗在天国和我们的身上没想到任何存留的空间)
但是,当历史、当我们的经验和良心同证这样一个事实,即:纯洁与完全的天上之光已消失,我们在黑暗里摸索的时候,那么就必须有一种不同的光来照亮我们,神所使用的这种光就是他的圣洁话语。
罗马天主教也又一次塞进了圣母、众天使、圣徒、烈士和一整套等级森严的神职人员系统等所组成的中介、中保体制。唯有既是神又是人,唯有神自己才能成为这样的中保。并且,确定此中保的职分不是来自我们人的一方,而唯独来自神的一方,来自神和圣灵内住的,被重生的心。
然而奥古斯汀又比较注重预定论,因此奥氐本人才是造成奥古斯汀主义与加尔文主义之间模糊不清的原因。只要宗教的目的仍然是为了帮助人,只要人以为凭自己的献身就配得恩典,那么,不那么敬虔的人祈求敬虔之辈来做他们的中介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了。因为一个人得不到,只好有求于他人。结果子的枝子太高,只有手长的才能摘到,那么手长的只好为那些无奈的代劳了。
甚至新生婴儿也必须从神自己那里获得信仰的种子。(我从神那里获得启示,这个种子就是松果腺,在怀孕的第一至二月就长成了,然后才是身体的其它部分,所以我怀疑它就是控制我们身体其它部分生长的总控制器,或者说它带有从神那里来的,制造我们每个人身体特定的数据和程序,而这些数据就是我们每个为什么长成那个样子的依据,比如某人的鼻子为什么长得大一些等,而且现在科学家已经发现控制人体外型的相关基因)
这第二点对于个人蒙拣选的承认上,其重要性是不可估量的,这也正是信仰的顶点。(个人拣选是我们人类赖以存在的基础,它的起点是我们每个人都是神因着某种预定、使命和原因单独制造的,而不是千篇一律的复制品和肉体机器人,也是人类个体差异性的来源,而个体的差异与配合正是效率的来源和人类前进的动力,我有一篇文章的题目叫“人类都当火车头,我们则去不了任何地方”则说明了人类要前进就必须要有先后、强弱和秩序,也就是有些人是预定来做领袖而有些人则预定来做群众的,这样才能组成一列有火车头的一列列的整体的列车,而数学和数字12345678910就是为这种秩序而创造的发则,而这个预定是以“各从其类”的方式来制造的,拿再来的耶稣来说,这100年就有1100个人自称为基督,我想他们多半都获得了神的这种启示,但真正能成为基督的只有一人,这就是神“物竞天择”的法则,也是人类民主通过竞争和竞选来确定总统一样,生命的诞生本身也符合这一法则,那就是生命的诞生一次是几百上千万个,但真正能通过公平的竞争而游到子宫的那一个,必定是这上千万个生命中最强壮的一个,换句话说,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千万个人中最棒的一个,这是生命诞生法则中不言而喻的真理,所以圣经才说,我们每以个人的价值都比一个没有生命的星星更贵重,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从上千万中挑选出来的,作为神的儿子被造的,而我们人的珍贵也就自然衬托出神的无比珍贵来了)一方面,所有的宗教信仰都必须倾向于让人自由,让人可以对神刻在一切被造之物上的宗教印记清楚地表达出来。另一方面,每一个宗教范畴里的中介、祭司或巫师的出现都将人的心灵捆绑。并且,敬虔之心越热忱,这种捆绑与束缚也越可怕。在路德宗教会里,教会的束缚要少一些,但却远远没有完全松开。唯有以加尔文主义为立场的教会中,我们才找得到属灵上的独立性,此独立性也使信徒若有必要,为了神的原故,可以站出来反对自己教会里最强有力的人。唯有那些自己站在神面前不受干扰地享受与神交通的人才能真正具有那荣耀的自由翅膀。
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就在于,每一种神职中介无一例外的,必然是造成一种外在的宗教并饰以神圣的形式。唯有当那些神职中介消失,神创世之前的全权拣选将人内在心灵与神自己直接相联,那上天之光直接照进人们的心底,唯有这样的宗教信仰,在最绝对的概念上,才真正是得以完美实现的宗教。
这就自然地引出第三个宗教信仰上的问题:信仰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呢?还是在最严格意义上,最全面、最彻底的征服整个人的?
于是,宗教信仰就被限制在我们的感觉与意志上,而不是我们的全人,其结果我们信仰生活的范围也就只能是限制在这种局部性之中。信仰被从科学、从社会政治生活中扫地出门,只好呆在我们内心的祷告隐秘之处。康德(译注:德国哲学家)把宗教的范围限定在道德生活的范畴之内。我们这个时代的神秘主义将宗教信仰关进了情感之域。其结果,一度是我们生活中坚定力量的信仰被推到了生活的边缘,不再成为推动世界前进的动力而被看作是躲在远远角落里的个人爱好。
把信仰的影响范围限制在生活中那些他们使之成圣的部分。我完全承认,他们想要尽最大的努力把人类生活都拉进圣洁圈子之内,但是任何此圈子之外的,任何未受过他们洗的,未被他们点过圣水的都被认为是对真正宗教信仰无益的。就如他们将生活中被圣化过的与污秽的之间画上一条界线一样,他们也在自己的圣洁范围之内有不同的宗教标准划分——神父与修道院为“至圣所”,敬虔信徒为“内院”,那些虽然受过洗但仍然继续贪爱世界的罪中之乐之众则就成为“外院”。那些在外院里的人把生活中90%的时间花在宗教以外的事上。(这个“内院”和“外院”肯定是要的,否则就是否定上帝拣选的法则,只是这个拣选必须是高举和荣耀上帝的过程和目的,这就是把最好的挑选出来的民主法则,这是一种用选票自觉和自愿的高举,被高举的人也配得到上帝的荣耀和与其职份相适应的物质份额,这才会形成从内到外一致性的追求上帝的荣耀并形成竞争,这和上帝为好的法则是一致的,如果人们追求上帝不能得到好的结果,正如圣经所说“要饼而给石头”的话,那么就没有人追求上帝了,追求好的结果不需要羞羞答答,只要是通过公平竞争得来的,就是上帝神圣的赠与,他应该自毫而无愧与心,而不应该把它藏起来,而那些嫉妒者则是撒旦派来攻击神的荣耀的)
对此,加尔文主义予以坚决反对,并证明宗教信仰的全面性与完全的实际应用。假如万事万物存在的目的是为了神,那么他们就当然应该将荣耀归给神。
神创造了万事万物并给它们的存在设立了不变的规律。加尔文主义认为既然神已经为所有的生命预定了规律与法则,万有都当绝对顺服神、事奉神。
因为神不仅创造了人类,不仅将他的特殊恩典赐给一群特殊的、蒙他拣选的人,也将他的普通恩典赐给所有的人。有一点是肯定的,信仰的亮光和信仰的生活在教会里是最集中的,但此永恒之光也通过教会洞开的围墙和宽敞的窗口射向全世界。这是座落在山上的城,人人都能从远处看到她。
在神的面前,加尔文主义者如此地被神的圣洁所感动,乃至他对自己身上罪的认识立即使他的灵魂遭受折磨,自己罪的可怕本质给他的心压上了负不起的重担。任何企图把罪解释成人向完美发展道路上不完美的阶段,只会引起他的忿怒,因为这是对神无尚权威的侮辱。他承认,罪的外在表现或许在我们看来是逐渐变得不那么可怕,但人心的道德状况却从未改变过。
加尔文主义者根据圣经,所坚持的关于地狱与定罪的断言则绝非严酷,而是生活的最严肃性和对神的绝对圣洁的最深刻认识的证明。难道从那位至高者嘴里没有流出最温柔、最感人的话吗,难道不是吗?但同样从他口里不也是重复地、决定性地说出“丢到外面的黑暗里”(马太22:13),(外面的黑暗就是“外院”,历史告诉我们,将定罪的权力交到一部分人手上则成了人迫害他人的工具,所以在天国中上帝将这种定罪的权力从人的手上收回,并永不更改的将这种权力从一部分人手中交回到他的每一个子民手中,成为每个人都是神的儿子不可剥夺的权力之身份的一部分,这一权利包括三个方面,以是高举人到更高的得级以荣耀神和顺服神的法则,二是审判高位者以监督和贯彻神的法则,并以权柄为高位者打分,以决定他的神降和在天国中的地位。三是运用权柄为等级内的其它人打分,好的高举,不好的打负分,最终可以启动集体的权柄将不合该等级的人逐出该等级到下一个等级,始终保持每一个等级的相对纯洁性。多样性同样遵循这一原则,当你的包容性打、达不到这个等级时,你可以选择自动退出某一群体而加入与你更相合的群体,由天国的公共服务机构来处理相关事务,总之天国的“小众社会”具有无限的多样性,每个人都可以在那里找到与之相合的群体,这就是神“各从其类”的法则,因为天国只奖励好的而不给人定罪,比如具有暴力趋向的人可以组成一个群体,但各群体之间不能越“界”而“侵犯”其它的群体,所以天国“小众社会”“各从其类”的法则就是为了保护神创造的无限多样性,使之这种无限多样性之间不会相互危害和冲突,在神的“美好”导向性的法则和内外动力的驱动下,不断驶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在人堕落之前的伊甸园里没有圣经,在将来荣耀的天堂里也不需要圣经。(是的,天国也不需要圣经了,因为它已把圣经中所揭示的神的法则变为天国人类的日常生活法则了,这就是人们都按照“本心”来生活,撒旦的每一个细胞都不能在那里的人们身上存活了,因为上帝的法则无处不在,每个人都是上帝的眼睛在盯着他在任何地方出现,然后把他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并逐渐向下排除和消灭,就是用上帝的美好和奖励来逐渐扩大神在我们身体中的地盘,最终将撒旦彻底的挤出我们的身体)当那透明的自然之光作我们的衣裳,当神里面的话以本来的清晰在我们心中响起,当人类的所有语言都完全诚实,当我们里面的耳朵完全打开之日来临,我们为什么还需要圣经呢?当太阳升起照亮屋子时,你就会关掉电灯,而太阳下山后,你就感到人工照明的需要了,每间住人的屋子都需要照明。宗教信仰也一样,在没有雾来挡住我们的眼睛见到神圣之光的时候,我们的脚前就不需要灯,路上也不需要光。(天国的一切都是透明的,我们的每一个细胞都要用上帝的美好来照射,使黑暗在天国和我们的身上没想到任何存留的空间)
但是,当历史、当我们的经验和良心同证这样一个事实,即:纯洁与完全的天上之光已消失,我们在黑暗里摸索的时候,那么就必须有一种不同的光来照亮我们,神所使用的这种光就是他的圣洁话语。
回复: 天国宪章
神在圣经里向被重生的人启示了一个不同的思想世界,一个不同的力量的世界,一个完全的美丽人生的世界。这与他的日常世界截然相反,却与他心里新生命的奇妙之道相吻合。
无论人如何指摘,他内心所蒙受的恩典,圣灵的果子能够使他决不放弃神圣。
终上所述,在宗教信仰这四个最重要的问题上,加尔文主义已经一一表达了自己的教义,作出了自己的选择。既使是三百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满足最理想的要求,并为更高的发展铺平了道路。(正是这样,所以圣灵才要在我耳边一直不停的要我将此作为天国的宪章,因为神只叫我去预备地方造天国,而这个天国宪章他早就通过加尔文等造好了,时候到了他就叫我直接拿来用就OK了)
第一,它认为宗教信仰既不是实用主义,也不应该是那种为了人而存在的善良的守护神的概念,而是为了神,并且唯独是为了神而存在。这就是加尔文主义的神全权全能的教义。
第二,在宗教信仰里,神与灵魂之间绝不允许有任何被造之物作为中介。真正的宗教信仰是神自己在人内心的直接工作,这就是拣选的教义。(正如耶稣说:“凭子不能做什么,我所做的都是父自已在里面的工作”一样,我现在也完全凭神的指示做一切事,做没一件事上帝都有指示,比如我每天早晨上厕所时基本都有启示安排今天要做什么事,一旦没事做我就会躺下来,一会就有心的指示了,而且上帝还通过潜意识状态向我启示证实了他对我的大脑进行“菜单式操作”的过程,前面的文章中已经把这个过程完整的记下来了)
第三,宗教信仰不是一般性的,而必须是救赎性的。
因此,在神的创造中,人是先知、祭司和君王。(看!这里神明确了刚才我在上面所说的“并永不更改的将这种权力从一部分人手中交回到他的每一个子民手中”,)所有蒙重生之人的生命组成了我们有机的组识,基督是此有机组识元首,所有成员都通过奥秘地与他联合而凝聚在一起,但是只有在主第二次再来之日,此作为宇宙中心的完美的有机组识才会真正显明,目前,它还是隐藏的,就像是剪影一样只能隐约看到。(这个完美的组织就是没有国和家,只有“公司”这种具有淘汰功能和效率机制的组织形式了,人完全作为一个个体直接面对神,而不需要有任何中介了,这种“自组织”的公司就完全按神的法则来自动运行,我们每个人既是创造者,又是监督者和审判者,同时也是自已完全自主的君王,所以我们在天国中的位置完全由我们自已来选择,并受上帝的法则来检验我们是否是一个合格的君王,是否达到了上滴预定和创造我们的目的了)
在路德宗的国家里王子们成了最高主教,教会中也模仿了罗马天主教的等级制;而加尔文主义宣告教会里所有人的绝对平等,拒绝为教会领袖和管理人员添加任何其它的职称,他们都是执事(译注:英语长老、执事传道人都可用Minister 一词),都是仆人。
威敏斯特信仰告白对教会的这种属天特征作了如下完美的描述:
“无形的普世教会为过去、现在与将来在教会的元首基督之下所召集合而为一的选民总数所构成。这教会就是主的配偶、身体和那充满万有所充满的。”
真正的、天上的教会必定会在地上反映出它自己。若不是如此,你可以有一个社会,但都不是教会。教会的本质就是基督的身体,蒙重生的人是肢体。(肢体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相互配合,这样才能产生效率并达到目的,所以配合是所有肢体存在的理由和最重要的法则,这个配合的重要性正如耶稣所说,不结果的枝支要煎去一样,不配合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而现今的人们都是各执已见而不与配合,要不是上帝创造了“公司”这种机制来维持这种必须的配合,我们人类早被各执已见,相互为敌的意识和行动,运用战争等形式相互杀光了,所以配合不仅是一种必须,而且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命令和法则,就象我们大脑命令手一样自然,一切各执已见的东西都是撒旦的命令,其目的都是让我们自打耳光,而上帝则叫我们用手去创造,然后再享受这创造的成果,从来就不分这是手创造的还是脚创造的,享受也是我们从头到脚一并享受了)
在基督之下既然人人平等,信徒中就不应有高、低之分,只有服待、带领、管理的执事,一种完全的长老集体制;教会的权力直接来自基督自己,并通过会众集体于长执同工。又由他们来管理会众。因此,基督的全权是绝对唯一的权威,但教会的管理机制则是民主的,由此又符合逻辑地产生一个系统,任何教会无权凌驾于另一教会之上,所有的教会都是平等的,都属于一个身体,各教会之间联合的唯一途径是教会大会制。
我并没有说加尔文主义神学家们从一开始就已宣告了此结果。权力的欲望也同样在他们的心门上叩击。(黑格尔说权力是毒药,所以天国里的权力才被上帝稀释到了无害的程度,那就是人人有份,国家的权力被全民持枪这一永远不可废除的法则无可挽回的被赋予天国的每以个人,正如美国的持枪法案一样,具有暴力趋向的人可以免于这种权利和义务,但天国的持枪方式不是直接掌握在个人手里,而是以一个群体为单位,放在统一的地方,每天按一定的人数比例,到那里拿着属于自已的枪支,穿上象征天国权力的制服,去执行上帝赋予原来国家的军队和警察的权力和义务,换句话说,就是由没以个天国的人轮流来担任了,不再有专门的人或一部分人来掌握这个权力了,这一权力完全彻底的归于没一个天国个人,每一个人都必须执行这种执勤和军事训练,它是上帝保障每一个人免于重新成为奴隶的永久契约,枪械的使用是一发生某类事件的警报为号,向发出警报之地的自动集结,而不是出自某一个人的命令,这是由上帝制定的某种法则和机制来决定,而不是出于人的命令,因此,因着国家已在天国消失了,与国家相关的政治也一起消失了,结社这一有可能重新形成国家的机制也被彻底的消除了,任何群体的形成都是一种自组织形式的生活单位,而不是一个政治团体,任何具有结社意图的人一旦被查实,即被分隔到专门的群体,被永久的剥夺持枪的权利,(其它和天国的人一样),言论自由也同样被禁止,因为你对谁不满意都可以以你上帝赋予你的权柄,直接给他们人言行打分而不能采用言论攻击了,这样就会使任何不美的言论在他出口之时,都会在每一次出口之时影响到他在天国中的地位,造成伤害的分值则由伤害者的分值中直接加到被伤害者的分数中作为这种面对伤害不作出同样不文明行为的奖励,这样,人类随便议论他们的恶习就会一点点的被消除,同时没一个人都要接受文明礼仪训练,学会对他人表达上帝的爱,这样,当没一个人感受到了他人对自已表现出来的爱时,都可以给对方加分,或对他们表现出这种爱去挣分,这样天国的爱就会越来越多,冷漠就会越来越少,最后时时处处都充满了天国的大爱,每一个人都成了上帝表达他的大爱的载体了)
因此,人与人之间自然的、历史的差别就必定会在教会生活中反映出来。不同民族之间在道德上、性格上、情绪上和对生活的见解上的差别也一定会产生对同一真理从不同的角度来强调,这也就造成各种不同宗派外在的教会生活上的不同。
然而这三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叫人不能不承认,这种有着与加尔文主义的根本思想不可分割关系的多宗派性,对于信仰生活的成长与兴旺远比那种强制性的统一要有利。
基督的教会不是国家性的,而是世界性的,教会的范畴不是一个国家而是全世界。
我们要来看的是教会在世上寄居所应有目的,此目的不可能是为了人,而是让信徒为将来天上作准备。
在蒙重生的人心里闪烁着火花,但唯有在归正了的人身上,火花才能燃起火焰,此火焰又聚成教会的光照耀世界,甚至连远离基督教的哲学家冯·哈特曼也承认说:这种真正宗教信仰上的属灵敬拜越是敬虔就越有勇气鄙视外在的宗教表演,就越具有从象征转变到实际的能量,从而使加尔文主义变得更为美丽——那是一颗敬拜的灵魂内在的,属灵的美丽。
教会纪律的目的不是为了防止丑闻,甚至也不是为了要修剪那些野枝子,而是为了保存神的约之圣洁,也要让世人看到这样一个庄严的事实:神是如此纯洁他决不能看罪恶。
真正理解执事这个职分性质的,不是罗马教庭也不是西腊教会,不是路德宗也不是英国国教。唯有加尔文主义重新恢复执事这个教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识形式的荣耀地位。但是,在此执事的事工上,最重要的原则不是要突出、荣耀那些分发救济的人,而是要荣耀那在人们心里动了善工的神的名。执事们不是我们的仆人,而是基督的仆人。
我们所交于他们的是我们交还给神的,因为我们是管家,我们的一切都是神的。因此,教会的慈善事工是以神的名义将东西分给神的穷人,我们的弟兄姐妹。教会里贫困的会员若只感谢执事和那些给予的人而不是基督,他事实上是在拒绝那真正的给予者,正是他通过他的执事们,有目的地证明他不仅是救人灵魂,也是看顾人身体、生活的救赎主、安慰者,是神在永世之前为我们堕落的人类所膏立的。(关于慈善事工的事,因着天国是从我一个人这里开始的,所以比较容易执委会完全的天国法则,比如我将天国的房子以成本价白送人,那么以市场同等房物的差价,就可换算出上帝通过我送给了这个人多少钱,那么这个上帝的爱就可以以货币来量化了,因为我并不认识你,没有义务送钱给你,因为这个世界没有白白给人送钱的,换句话说,上帝送给了你这部分钱,那么你就欠上帝这个等量的爱或钱,这既符合人类的契约也符合上帝的契约观,所以天国的一切都可以用数字来量化,虽然天国已不再使用货币了,(使用电子货币)但数字量化是永远存在的,它使一切都清清楚楚,每个人的情况都以数字身份证的形式展现在他人的面前,(就象现在的警号一样,只不过是反迎一个人的内在信息,而不是象现在的身份证那样是把人放在国、省、民族居住地等框框里,它相当于对他们的一种自我介绍,任何人一看就知道,“哦!此人原来是这样一个人”,那么不用介绍每个人一眼就可以相互了解了,一是不用再化时间去了解了,二是能避免许多猜疑和误会,每个人都成透明的了,他们均展示上帝的荣光和使命)
他们认为,此教义必然导致太轻松的良心安慰,太危险的道德放纵。然而,加尔文主义不是以理性辩论来回答此指责,而是以世界各地有口皆碑的具体行动来驳斥这种由错误推论所产生的臆测。我们要问的只有一句:“世界上有那一种宗教信仰产生过像清教徒那样高尚纯洁的道德生活?”(任何制定统一道德并要求他们来遵守的企图都是危险的,道德是一种自觉的选择而不是要求,任何统一的道德都会扼杀上帝所创造的多样性,所以天国对人没有任何道德要求,人们有权并且只按照上帝创造自已秉性来选择不通的生活群体,上帝的发则是各从其类并奖励好的,所以没一个群体都会自发形成自已的道德标准,并排斥不合这一标准的人到下一层或其它群体,而将好的高举到上一群体,这样,每以个群体的道德标准都是相对衡定的,太好的人就会现得整个群体成员的差,所以要把它高举到一个更高的群体去,以维持群体大多数的整体平衡,差的则会影响好整个群体的质量,所以要把它排除到下一级或其它的群体,这样,任何一个群体都会保持最自然的和谐状态)
无论人如何指摘,他内心所蒙受的恩典,圣灵的果子能够使他决不放弃神圣。
终上所述,在宗教信仰这四个最重要的问题上,加尔文主义已经一一表达了自己的教义,作出了自己的选择。既使是三百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满足最理想的要求,并为更高的发展铺平了道路。(正是这样,所以圣灵才要在我耳边一直不停的要我将此作为天国的宪章,因为神只叫我去预备地方造天国,而这个天国宪章他早就通过加尔文等造好了,时候到了他就叫我直接拿来用就OK了)
第一,它认为宗教信仰既不是实用主义,也不应该是那种为了人而存在的善良的守护神的概念,而是为了神,并且唯独是为了神而存在。这就是加尔文主义的神全权全能的教义。
第二,在宗教信仰里,神与灵魂之间绝不允许有任何被造之物作为中介。真正的宗教信仰是神自己在人内心的直接工作,这就是拣选的教义。(正如耶稣说:“凭子不能做什么,我所做的都是父自已在里面的工作”一样,我现在也完全凭神的指示做一切事,做没一件事上帝都有指示,比如我每天早晨上厕所时基本都有启示安排今天要做什么事,一旦没事做我就会躺下来,一会就有心的指示了,而且上帝还通过潜意识状态向我启示证实了他对我的大脑进行“菜单式操作”的过程,前面的文章中已经把这个过程完整的记下来了)
第三,宗教信仰不是一般性的,而必须是救赎性的。
因此,在神的创造中,人是先知、祭司和君王。(看!这里神明确了刚才我在上面所说的“并永不更改的将这种权力从一部分人手中交回到他的每一个子民手中”,)所有蒙重生之人的生命组成了我们有机的组识,基督是此有机组识元首,所有成员都通过奥秘地与他联合而凝聚在一起,但是只有在主第二次再来之日,此作为宇宙中心的完美的有机组识才会真正显明,目前,它还是隐藏的,就像是剪影一样只能隐约看到。(这个完美的组织就是没有国和家,只有“公司”这种具有淘汰功能和效率机制的组织形式了,人完全作为一个个体直接面对神,而不需要有任何中介了,这种“自组织”的公司就完全按神的法则来自动运行,我们每个人既是创造者,又是监督者和审判者,同时也是自已完全自主的君王,所以我们在天国中的位置完全由我们自已来选择,并受上帝的法则来检验我们是否是一个合格的君王,是否达到了上滴预定和创造我们的目的了)
在路德宗的国家里王子们成了最高主教,教会中也模仿了罗马天主教的等级制;而加尔文主义宣告教会里所有人的绝对平等,拒绝为教会领袖和管理人员添加任何其它的职称,他们都是执事(译注:英语长老、执事传道人都可用Minister 一词),都是仆人。
威敏斯特信仰告白对教会的这种属天特征作了如下完美的描述:
“无形的普世教会为过去、现在与将来在教会的元首基督之下所召集合而为一的选民总数所构成。这教会就是主的配偶、身体和那充满万有所充满的。”
真正的、天上的教会必定会在地上反映出它自己。若不是如此,你可以有一个社会,但都不是教会。教会的本质就是基督的身体,蒙重生的人是肢体。(肢体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相互配合,这样才能产生效率并达到目的,所以配合是所有肢体存在的理由和最重要的法则,这个配合的重要性正如耶稣所说,不结果的枝支要煎去一样,不配合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而现今的人们都是各执已见而不与配合,要不是上帝创造了“公司”这种机制来维持这种必须的配合,我们人类早被各执已见,相互为敌的意识和行动,运用战争等形式相互杀光了,所以配合不仅是一种必须,而且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命令和法则,就象我们大脑命令手一样自然,一切各执已见的东西都是撒旦的命令,其目的都是让我们自打耳光,而上帝则叫我们用手去创造,然后再享受这创造的成果,从来就不分这是手创造的还是脚创造的,享受也是我们从头到脚一并享受了)
在基督之下既然人人平等,信徒中就不应有高、低之分,只有服待、带领、管理的执事,一种完全的长老集体制;教会的权力直接来自基督自己,并通过会众集体于长执同工。又由他们来管理会众。因此,基督的全权是绝对唯一的权威,但教会的管理机制则是民主的,由此又符合逻辑地产生一个系统,任何教会无权凌驾于另一教会之上,所有的教会都是平等的,都属于一个身体,各教会之间联合的唯一途径是教会大会制。
我并没有说加尔文主义神学家们从一开始就已宣告了此结果。权力的欲望也同样在他们的心门上叩击。(黑格尔说权力是毒药,所以天国里的权力才被上帝稀释到了无害的程度,那就是人人有份,国家的权力被全民持枪这一永远不可废除的法则无可挽回的被赋予天国的每以个人,正如美国的持枪法案一样,具有暴力趋向的人可以免于这种权利和义务,但天国的持枪方式不是直接掌握在个人手里,而是以一个群体为单位,放在统一的地方,每天按一定的人数比例,到那里拿着属于自已的枪支,穿上象征天国权力的制服,去执行上帝赋予原来国家的军队和警察的权力和义务,换句话说,就是由没以个天国的人轮流来担任了,不再有专门的人或一部分人来掌握这个权力了,这一权力完全彻底的归于没一个天国个人,每一个人都必须执行这种执勤和军事训练,它是上帝保障每一个人免于重新成为奴隶的永久契约,枪械的使用是一发生某类事件的警报为号,向发出警报之地的自动集结,而不是出自某一个人的命令,这是由上帝制定的某种法则和机制来决定,而不是出于人的命令,因此,因着国家已在天国消失了,与国家相关的政治也一起消失了,结社这一有可能重新形成国家的机制也被彻底的消除了,任何群体的形成都是一种自组织形式的生活单位,而不是一个政治团体,任何具有结社意图的人一旦被查实,即被分隔到专门的群体,被永久的剥夺持枪的权利,(其它和天国的人一样),言论自由也同样被禁止,因为你对谁不满意都可以以你上帝赋予你的权柄,直接给他们人言行打分而不能采用言论攻击了,这样就会使任何不美的言论在他出口之时,都会在每一次出口之时影响到他在天国中的地位,造成伤害的分值则由伤害者的分值中直接加到被伤害者的分数中作为这种面对伤害不作出同样不文明行为的奖励,这样,人类随便议论他们的恶习就会一点点的被消除,同时没一个人都要接受文明礼仪训练,学会对他人表达上帝的爱,这样,当没一个人感受到了他人对自已表现出来的爱时,都可以给对方加分,或对他们表现出这种爱去挣分,这样天国的爱就会越来越多,冷漠就会越来越少,最后时时处处都充满了天国的大爱,每一个人都成了上帝表达他的大爱的载体了)
因此,人与人之间自然的、历史的差别就必定会在教会生活中反映出来。不同民族之间在道德上、性格上、情绪上和对生活的见解上的差别也一定会产生对同一真理从不同的角度来强调,这也就造成各种不同宗派外在的教会生活上的不同。
然而这三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叫人不能不承认,这种有着与加尔文主义的根本思想不可分割关系的多宗派性,对于信仰生活的成长与兴旺远比那种强制性的统一要有利。
基督的教会不是国家性的,而是世界性的,教会的范畴不是一个国家而是全世界。
我们要来看的是教会在世上寄居所应有目的,此目的不可能是为了人,而是让信徒为将来天上作准备。
在蒙重生的人心里闪烁着火花,但唯有在归正了的人身上,火花才能燃起火焰,此火焰又聚成教会的光照耀世界,甚至连远离基督教的哲学家冯·哈特曼也承认说:这种真正宗教信仰上的属灵敬拜越是敬虔就越有勇气鄙视外在的宗教表演,就越具有从象征转变到实际的能量,从而使加尔文主义变得更为美丽——那是一颗敬拜的灵魂内在的,属灵的美丽。
教会纪律的目的不是为了防止丑闻,甚至也不是为了要修剪那些野枝子,而是为了保存神的约之圣洁,也要让世人看到这样一个庄严的事实:神是如此纯洁他决不能看罪恶。
真正理解执事这个职分性质的,不是罗马教庭也不是西腊教会,不是路德宗也不是英国国教。唯有加尔文主义重新恢复执事这个教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识形式的荣耀地位。但是,在此执事的事工上,最重要的原则不是要突出、荣耀那些分发救济的人,而是要荣耀那在人们心里动了善工的神的名。执事们不是我们的仆人,而是基督的仆人。
我们所交于他们的是我们交还给神的,因为我们是管家,我们的一切都是神的。因此,教会的慈善事工是以神的名义将东西分给神的穷人,我们的弟兄姐妹。教会里贫困的会员若只感谢执事和那些给予的人而不是基督,他事实上是在拒绝那真正的给予者,正是他通过他的执事们,有目的地证明他不仅是救人灵魂,也是看顾人身体、生活的救赎主、安慰者,是神在永世之前为我们堕落的人类所膏立的。(关于慈善事工的事,因着天国是从我一个人这里开始的,所以比较容易执委会完全的天国法则,比如我将天国的房子以成本价白送人,那么以市场同等房物的差价,就可换算出上帝通过我送给了这个人多少钱,那么这个上帝的爱就可以以货币来量化了,因为我并不认识你,没有义务送钱给你,因为这个世界没有白白给人送钱的,换句话说,上帝送给了你这部分钱,那么你就欠上帝这个等量的爱或钱,这既符合人类的契约也符合上帝的契约观,所以天国的一切都可以用数字来量化,虽然天国已不再使用货币了,(使用电子货币)但数字量化是永远存在的,它使一切都清清楚楚,每个人的情况都以数字身份证的形式展现在他人的面前,(就象现在的警号一样,只不过是反迎一个人的内在信息,而不是象现在的身份证那样是把人放在国、省、民族居住地等框框里,它相当于对他们的一种自我介绍,任何人一看就知道,“哦!此人原来是这样一个人”,那么不用介绍每个人一眼就可以相互了解了,一是不用再化时间去了解了,二是能避免许多猜疑和误会,每个人都成透明的了,他们均展示上帝的荣光和使命)
他们认为,此教义必然导致太轻松的良心安慰,太危险的道德放纵。然而,加尔文主义不是以理性辩论来回答此指责,而是以世界各地有口皆碑的具体行动来驳斥这种由错误推论所产生的臆测。我们要问的只有一句:“世界上有那一种宗教信仰产生过像清教徒那样高尚纯洁的道德生活?”(任何制定统一道德并要求他们来遵守的企图都是危险的,道德是一种自觉的选择而不是要求,任何统一的道德都会扼杀上帝所创造的多样性,所以天国对人没有任何道德要求,人们有权并且只按照上帝创造自已秉性来选择不通的生活群体,上帝的发则是各从其类并奖励好的,所以没一个群体都会自发形成自已的道德标准,并排斥不合这一标准的人到下一层或其它群体,而将好的高举到上一群体,这样,每以个群体的道德标准都是相对衡定的,太好的人就会现得整个群体成员的差,所以要把它高举到一个更高的群体去,以维持群体大多数的整体平衡,差的则会影响好整个群体的质量,所以要把它排除到下一级或其它的群体,这样,任何一个群体都会保持最自然的和谐状态)
回复: 天国宪章
此信心乃是确信所有的生命在被造之前就已经在神的恩典里了。因此所有的生命就必定在其存在里有一条神自己所立的法律,天地之间没有一种生命存在于神的命令、规条之外。这些命令、规条也可以被称为自然规律,这里我们必须指出的是,自然规律并非源于自然,而是神加给自然的规律。因此,天空有天空的规律,地上有地上的规律。这个宇宙正是由这些出于神的规律而得以运转,正如诗篇作者所言,这些规律都是神的仆役。
因此,我们的身体,我们血液循环,我们的呼吸功能都有神设立的规律。在神设立的规律里,有管理我们思维的逻辑,也有我们的审美观,更有人类生活严格的道德准则。这里所说的道德准则不是人所规定的成文法律,而是神对每一个最小最具体的细节所制定的道德准则,就如神为最大的行星所制定的轨道和最小的星星制定的运行路线一样,叫我们在每一种情况下都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是的,每一个道德细节都是靠数字来量化的,并对应改造我们的每以个道德细胞,只不过这种道德不是一种约束,而是使每以个人感觉最舒服和最自然,那就是回复到上帝设计他时未被捆绑的“原装状态”)
神的这些掌管万事的规律准则,不象法律书上可以宣读的条文,也不象生活里的清规戒律,只能在一时一事上对我们行使权力,而是让我们随时随地都能感受到的,那位无所不在的全能之神的旨意,也正是这位神一直以他神圣的权威约束我们。加尔文主义者不象康德(译注:十九世纪德国的人本主义哲学家)那样以自己的理性思维从十诫的命令中将神只看作为立法者。因为他站在神的面前,因为他看见神,他与神同行,他在自己这个人,在他的存在中感受到神。因此他的耳朵边永远响着那在自然中也在他身体里面,在他思维也在他行为之中的不停的,来自神的诫命。
那么,真正的加尔文主义者随时根据这些命令、规定来调整自己,不是出于被迫,好像它们是套在他脖子上的、他自己想要甩掉的重轭,而是视它们如茫茫沙漠中的向导,深知自己的无知,若不依靠、不跟随此向导绝无安全出路。若我们的呼吸道被堵塞时,我们不可抗拒地、立即就会试着要除去堵塞物,使我们的呼吸恢复正常,恢复到神根据他定的自然规律的那样。一旦堵塞物除去,我们就立刻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如释重负。
在万事上永远以对永生神的最深刻最神圣的敬畏之心来作自己的生活准则——这才是真正清教徒的写照。
离世出尘从来就不是加尔文主义者的特征,而是重洗派的口号。这可以由重洗派的教义来证明。根据他们的教义,重洗派主义者宣称自己是“圣徒”,坚决与他们所站立于其中的世界势不两立。他们拒绝宣誓;憎恶参军,遣责任何担任政府职位的人。他们想在这个罪的世界中模塑出一个与我们现实的存在毫无关系的新世界。他们拒绝对旧世界的一切责任与义务,怕自己受污染、被接触感染。(天国是非常欢迎重洗派的,因为就其纯洁度来讲,他们无疑全都是可以进天堂的人,只是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他们的地方,也没办法将他们与世界分隔而使他们不会受到这个世界的攻击,所以天国就为这类信徒专门预备了地方,使他们可以完全不受世界的干扰而可以专心事奉神)
这正是加尔文主义者一贯不赞同并予以否认的。事实上,并不存在一善、恶并存的两个世界。神所造的完美的,后来堕落成为罪人的是同一个人:这个“自我”的老罪人就是蒙了重生的,进入永生的那个人。同样,一度曾展现出乐园的所有荣耀的,后来被咒诅所惩治,并且从人堕落之后靠着神的普通恩典而立的也是同一个世界,此世界的中心已被基督所赎所救,并且将来必要经历可怕的审判而进入荣耀。
加尔文主义竟能够在正值我们祖国荷兰处于一个挣扎着不知何去何从的时代,在短短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在我们的社会里,在人类活动的每一个层面,从商业贸易到手工业到制造业,从农业到园艺,从艺术到科学,酿造出不屈不挠的能量,建立起前所未有的光辉灿烂,为整个西欧注入了一种崭新的、人类生活发展的驱动力。
加尔文主义禁止打牌,并不是禁止所有的游戏或运动,不是因为牌里面就有魔鬼的引诱,而是因为打牌在我们心里助长一种引导,把我们的信任寄托于运气、离开神的危险倾向。股票炒作的热情就说明人们对运气比对认真工作要有远远大得多的兴趣。(我也不打牌不炒股票,并且是基于同样的理由)
同样,公共戏院、剧场本身也并不邪恶。当年在日内瓦就有公开上映的剧场,加尔文也同意。不,那使我们的先辈生气的不是喜剧、不是悲剧,也不是歌剧本身,而是这些戏剧里要求男、女演员把牺牲道德作为一条规则,目的就是为了取悦于公众。当时戏剧界的道德水平的确很低。一方面这种道德水平的低下会对人的品德起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另一方面,现代的剧场里不象古希腊时代舞台上只有男性演员,为了起到吸引人的效果,女人上台将神所赐给女人的最圣洁的珍宝,即她的无瑕疵名声处险境、遭毁环。
当然,具有严格道德标准的剧院是受欢迎的,但除了很少的几个大城市之外,这样的剧院从经济角度上说也是很难生存的。事实是,剧院上演的剧目道德上越遭,剧院就越赚钱。太多的情况下,剧院的兴旺是以男人的品格、女人的纯洁为代价的。坚信人身上的一切都是为了神的名的加尔文主义者,对这种以牺牲道德来满足人的眼目之愉的勾当就不能不遣责了。
说到跳舞,就连象巴黎“费加罗报”这种非基督教的世俗报纸都赞同加尔文主义者的观点。最近,费加罗报上有一篇文章专门谈到了一个父亲第一次把女儿带进舞厅所引起的道德麻烦。文章指出,这种道德上的令人痛苦的现..至少在眼下的巴黎,足可以从娱乐场中那些窃窃耳语和不正经的眼神中看到的。这里,加尔文主义所抗议的也不是跳舞本身,而是跳舞常常引人走向不纯洁的倾向。现在我就回到刚才我所说的障碍上来。我们父辈的判断实在准确,这个世界着迷般地热爱着的就是此三件事,跳舞、打牌和上戏院。在世俗的圈子里,这些娱乐活动非旦毫无非议之处,而且还是头等重要的事情。谁要是胆敢站出来反对,那么就必定招来恶意攻击。正是为此原因,真正的加尔文主义者清清楚楚地知道,当他越过这条界线时,他所做的是以牺牲。
回顾历史,你们都很清楚,在加尔文的时代,世界***到了何等可怕的程度,道德降到了何种低下的水准。从皇宫贵族到平民百姓,从神职人员到科研人员,男女老少没有例外。你们中间谁敢否认加尔文主义在道德上的胜利冠冕?它曾在一代人中,虽然被逼上战场,被押上断头台,但却能够同时在五个国家里创造出大批高贵的男人和更高贵的女人,产生出那闻所未闻的崇高理念,俱备那无与伦比的道德自律能力。
任何一个人只要理解这样一个事实: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政治体制不是建立在一个特殊的宗教概念或一个特殊的反宗教概念之上,就不难理解上面的这句话。历史上发生在荷兰、英国和美国政治上的改变就是加尔文主义给这三片土地所带来的政治上的自由。
每一位称职的历史学家都无一例外地证实班克罗夫特 [注:二十世纪初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出版家] 在《美国历史》一书中的话:“对加尔文主义的狂热就是对自由的狂热;在为自由而战的道德战场上,加尔文的信仰告白就是他的武器,就是他最忠诚的同盟军。”另一位美国历史学家普林斯特这样说:“我们国家在宪法上所确立的自由来自于、也扎根于加尔文主义。”(对于自由,我比加尔文走得更远,我将以神启示给我的自由三大特性作为法则,来对每一个人身上所反映出来的自由特性来对其量化分类,并对每一个人的每一行为进行量化考评,以决定其没一个人在天国中的位置及升降的异动,因此自由是天国的最高法则,也是第一法则)
在最广的范畴里三位一体上帝对整个宇宙的全权掌管,包括每一层面、所有一切的范畴与国度,包括可见的、不可见的。这一全权管理可以归纳成涉及人类生活的以下三个方面:
1.上帝对国家掌有全权
2. 上帝对社会掌有全权
3. 上帝对教会掌有全权
下面,请允许我来从这三个方面来论证加尔文主义是如何理解上帝全权的。
首先,我们来看上帝在政治范畴内的全权。所谓政治范畴也就是国家。我们承认,国家的概念来自人具有社会性这个特征。对此亚里斯多德早有论述,他把人称为是有政治倾向的群体动物。上帝或许造了互不相关的个体的人,他们之间也没有血缘上的联系,就好象亚当是独立地被造,接下来的每一个人都是独立地被造,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天国,国家的概念已被公共的载体公司所取代,社会被“小众社会”和各从其类所细化,所以天国将是一个精细化的社会,而不是好坏不分混为一团的大众社会的大杂烩,每一个人都可以不受他人牵制的过上自已最愿意过的自由生活,天国则为人们过上这种生活提供最精致的物质条件和规则服务,使之每一个人都能获得天国这个整体巨大能力的帮助,使人们不仅能够拥有自由,并且有自已以外的天国能力帮助自已获得这种自由)
人是从人被造而来,一个人因着他的出身有机地与全人类联系在一起。合在一起,我们形成了人类,不仅与今天活在世上的人们,也与从前所有的人和将来数以万记、数以亿记的人联系在一起。所有的人类来自一个血脉。但是,那将地球分割为各大陆,将大陆分割为各个国家的国家概念却与上述人类相联这个概念无法调和。唯有当整个人类形成一个帝国,国家这个概念才可能使我们人类有机的统一,在政治上得以实现。(这个帝国就是我现在所要建的天国,就是象上帝重新造人那样,首先造了我这个人,然后给了我天国这个“园子”所以我的这个天国是上帝一切的“重新再来”,要改造旧的是不可能的,所以在我的一生中从来没有去试图改造旧的,而是对一切新的东西,能够具有建构功能的东西,充满着异乎寻常乐趣,而且这些东西只要一看到就几乎不会忘记,在需要用它的时候马上就会自已“跳”出来,而其它的东西则是看了就忘,从来不会在我大脑中停留,所以这个天国完全是这些“新东西”经过40年的时间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最终由上帝串联成了一个“全新的天国”)
因此,我们的身体,我们血液循环,我们的呼吸功能都有神设立的规律。在神设立的规律里,有管理我们思维的逻辑,也有我们的审美观,更有人类生活严格的道德准则。这里所说的道德准则不是人所规定的成文法律,而是神对每一个最小最具体的细节所制定的道德准则,就如神为最大的行星所制定的轨道和最小的星星制定的运行路线一样,叫我们在每一种情况下都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是的,每一个道德细节都是靠数字来量化的,并对应改造我们的每以个道德细胞,只不过这种道德不是一种约束,而是使每以个人感觉最舒服和最自然,那就是回复到上帝设计他时未被捆绑的“原装状态”)
神的这些掌管万事的规律准则,不象法律书上可以宣读的条文,也不象生活里的清规戒律,只能在一时一事上对我们行使权力,而是让我们随时随地都能感受到的,那位无所不在的全能之神的旨意,也正是这位神一直以他神圣的权威约束我们。加尔文主义者不象康德(译注:十九世纪德国的人本主义哲学家)那样以自己的理性思维从十诫的命令中将神只看作为立法者。因为他站在神的面前,因为他看见神,他与神同行,他在自己这个人,在他的存在中感受到神。因此他的耳朵边永远响着那在自然中也在他身体里面,在他思维也在他行为之中的不停的,来自神的诫命。
那么,真正的加尔文主义者随时根据这些命令、规定来调整自己,不是出于被迫,好像它们是套在他脖子上的、他自己想要甩掉的重轭,而是视它们如茫茫沙漠中的向导,深知自己的无知,若不依靠、不跟随此向导绝无安全出路。若我们的呼吸道被堵塞时,我们不可抗拒地、立即就会试着要除去堵塞物,使我们的呼吸恢复正常,恢复到神根据他定的自然规律的那样。一旦堵塞物除去,我们就立刻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如释重负。
在万事上永远以对永生神的最深刻最神圣的敬畏之心来作自己的生活准则——这才是真正清教徒的写照。
离世出尘从来就不是加尔文主义者的特征,而是重洗派的口号。这可以由重洗派的教义来证明。根据他们的教义,重洗派主义者宣称自己是“圣徒”,坚决与他们所站立于其中的世界势不两立。他们拒绝宣誓;憎恶参军,遣责任何担任政府职位的人。他们想在这个罪的世界中模塑出一个与我们现实的存在毫无关系的新世界。他们拒绝对旧世界的一切责任与义务,怕自己受污染、被接触感染。(天国是非常欢迎重洗派的,因为就其纯洁度来讲,他们无疑全都是可以进天堂的人,只是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他们的地方,也没办法将他们与世界分隔而使他们不会受到这个世界的攻击,所以天国就为这类信徒专门预备了地方,使他们可以完全不受世界的干扰而可以专心事奉神)
这正是加尔文主义者一贯不赞同并予以否认的。事实上,并不存在一善、恶并存的两个世界。神所造的完美的,后来堕落成为罪人的是同一个人:这个“自我”的老罪人就是蒙了重生的,进入永生的那个人。同样,一度曾展现出乐园的所有荣耀的,后来被咒诅所惩治,并且从人堕落之后靠着神的普通恩典而立的也是同一个世界,此世界的中心已被基督所赎所救,并且将来必要经历可怕的审判而进入荣耀。
加尔文主义竟能够在正值我们祖国荷兰处于一个挣扎着不知何去何从的时代,在短短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在我们的社会里,在人类活动的每一个层面,从商业贸易到手工业到制造业,从农业到园艺,从艺术到科学,酿造出不屈不挠的能量,建立起前所未有的光辉灿烂,为整个西欧注入了一种崭新的、人类生活发展的驱动力。
加尔文主义禁止打牌,并不是禁止所有的游戏或运动,不是因为牌里面就有魔鬼的引诱,而是因为打牌在我们心里助长一种引导,把我们的信任寄托于运气、离开神的危险倾向。股票炒作的热情就说明人们对运气比对认真工作要有远远大得多的兴趣。(我也不打牌不炒股票,并且是基于同样的理由)
同样,公共戏院、剧场本身也并不邪恶。当年在日内瓦就有公开上映的剧场,加尔文也同意。不,那使我们的先辈生气的不是喜剧、不是悲剧,也不是歌剧本身,而是这些戏剧里要求男、女演员把牺牲道德作为一条规则,目的就是为了取悦于公众。当时戏剧界的道德水平的确很低。一方面这种道德水平的低下会对人的品德起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另一方面,现代的剧场里不象古希腊时代舞台上只有男性演员,为了起到吸引人的效果,女人上台将神所赐给女人的最圣洁的珍宝,即她的无瑕疵名声处险境、遭毁环。
当然,具有严格道德标准的剧院是受欢迎的,但除了很少的几个大城市之外,这样的剧院从经济角度上说也是很难生存的。事实是,剧院上演的剧目道德上越遭,剧院就越赚钱。太多的情况下,剧院的兴旺是以男人的品格、女人的纯洁为代价的。坚信人身上的一切都是为了神的名的加尔文主义者,对这种以牺牲道德来满足人的眼目之愉的勾当就不能不遣责了。
说到跳舞,就连象巴黎“费加罗报”这种非基督教的世俗报纸都赞同加尔文主义者的观点。最近,费加罗报上有一篇文章专门谈到了一个父亲第一次把女儿带进舞厅所引起的道德麻烦。文章指出,这种道德上的令人痛苦的现..至少在眼下的巴黎,足可以从娱乐场中那些窃窃耳语和不正经的眼神中看到的。这里,加尔文主义所抗议的也不是跳舞本身,而是跳舞常常引人走向不纯洁的倾向。现在我就回到刚才我所说的障碍上来。我们父辈的判断实在准确,这个世界着迷般地热爱着的就是此三件事,跳舞、打牌和上戏院。在世俗的圈子里,这些娱乐活动非旦毫无非议之处,而且还是头等重要的事情。谁要是胆敢站出来反对,那么就必定招来恶意攻击。正是为此原因,真正的加尔文主义者清清楚楚地知道,当他越过这条界线时,他所做的是以牺牲。
回顾历史,你们都很清楚,在加尔文的时代,世界***到了何等可怕的程度,道德降到了何种低下的水准。从皇宫贵族到平民百姓,从神职人员到科研人员,男女老少没有例外。你们中间谁敢否认加尔文主义在道德上的胜利冠冕?它曾在一代人中,虽然被逼上战场,被押上断头台,但却能够同时在五个国家里创造出大批高贵的男人和更高贵的女人,产生出那闻所未闻的崇高理念,俱备那无与伦比的道德自律能力。
任何一个人只要理解这样一个事实: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政治体制不是建立在一个特殊的宗教概念或一个特殊的反宗教概念之上,就不难理解上面的这句话。历史上发生在荷兰、英国和美国政治上的改变就是加尔文主义给这三片土地所带来的政治上的自由。
每一位称职的历史学家都无一例外地证实班克罗夫特 [注:二十世纪初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出版家] 在《美国历史》一书中的话:“对加尔文主义的狂热就是对自由的狂热;在为自由而战的道德战场上,加尔文的信仰告白就是他的武器,就是他最忠诚的同盟军。”另一位美国历史学家普林斯特这样说:“我们国家在宪法上所确立的自由来自于、也扎根于加尔文主义。”(对于自由,我比加尔文走得更远,我将以神启示给我的自由三大特性作为法则,来对每一个人身上所反映出来的自由特性来对其量化分类,并对每一个人的每一行为进行量化考评,以决定其没一个人在天国中的位置及升降的异动,因此自由是天国的最高法则,也是第一法则)
在最广的范畴里三位一体上帝对整个宇宙的全权掌管,包括每一层面、所有一切的范畴与国度,包括可见的、不可见的。这一全权管理可以归纳成涉及人类生活的以下三个方面:
1.上帝对国家掌有全权
2. 上帝对社会掌有全权
3. 上帝对教会掌有全权
下面,请允许我来从这三个方面来论证加尔文主义是如何理解上帝全权的。
首先,我们来看上帝在政治范畴内的全权。所谓政治范畴也就是国家。我们承认,国家的概念来自人具有社会性这个特征。对此亚里斯多德早有论述,他把人称为是有政治倾向的群体动物。上帝或许造了互不相关的个体的人,他们之间也没有血缘上的联系,就好象亚当是独立地被造,接下来的每一个人都是独立地被造,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天国,国家的概念已被公共的载体公司所取代,社会被“小众社会”和各从其类所细化,所以天国将是一个精细化的社会,而不是好坏不分混为一团的大众社会的大杂烩,每一个人都可以不受他人牵制的过上自已最愿意过的自由生活,天国则为人们过上这种生活提供最精致的物质条件和规则服务,使之每一个人都能获得天国这个整体巨大能力的帮助,使人们不仅能够拥有自由,并且有自已以外的天国能力帮助自已获得这种自由)
人是从人被造而来,一个人因着他的出身有机地与全人类联系在一起。合在一起,我们形成了人类,不仅与今天活在世上的人们,也与从前所有的人和将来数以万记、数以亿记的人联系在一起。所有的人类来自一个血脉。但是,那将地球分割为各大陆,将大陆分割为各个国家的国家概念却与上述人类相联这个概念无法调和。唯有当整个人类形成一个帝国,国家这个概念才可能使我们人类有机的统一,在政治上得以实现。(这个帝国就是我现在所要建的天国,就是象上帝重新造人那样,首先造了我这个人,然后给了我天国这个“园子”所以我的这个天国是上帝一切的“重新再来”,要改造旧的是不可能的,所以在我的一生中从来没有去试图改造旧的,而是对一切新的东西,能够具有建构功能的东西,充满着异乎寻常乐趣,而且这些东西只要一看到就几乎不会忘记,在需要用它的时候马上就会自已“跳”出来,而其它的东西则是看了就忘,从来不会在我大脑中停留,所以这个天国完全是这些“新东西”经过40年的时间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最终由上帝串联成了一个“全新的天国”)
回复: 天国宪章
就算把那些无政府主义者们自以为可以在拆除人与人之间现有的一切关系、打倒一切人的权威之后,从自然本身可以长出一根新的有机纽带而实现合一的企图和前述的努力加在一起,也不过是对一个失去了的乐园回眸而已。(而我这个彻底的无政府主义者,上帝则给了我重新建立乐园的机会,所以这个乐园从一开始就没有政府的概念,也就成了无政府主义者的乐园了,所以无政府主义者全都可以到乐园来,你们就会发现没有政府的天一样会非常的明亮)
假如没有罪的存在,政府与国家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整个政治生活最多也就包在家庭生活的各种关系之中。在一个没有罪的世界上,监狱、警察不会存在;陆军、海军也无从谈起;制度、规则和法律会销声匿迹,政府的权威与控制也就不复存在;生活就会自然地、不受阻碍地、正常地发展。(天国当然没有任何罪存在的空间,因为在天国上帝的律法面前,任何罪的行为一旦显现出来,立即就会遭到捆绑、禁锢并最终彻底的消灭)
在这一思想里,隐藏着国家政权光明的一面和阴暗的一面。阴暗的一面是:各国政府本来不应该存在,本来应该只有一个国家。现在的各国政府由罪人掌权,所以就可能导致种种独裁野心。光明的一面是:假如没有国家,没有法律,没有政府的统一,对于一个满了罪的人类来说无异是地狱,或者说至少是在重蹈那被上帝用大洪水淹灭的全然败坏一代的复辙。
此外,加尔文主义还教导我们,在政治上,人的因素即人民,不能作为首要的因素,否则,我们不只过是在人民需要的时候把上帝拉来帮忙。正相反,每一个国家都必须尊上帝的伟大之名为圣,万国加在一起在他面前不过是水桶中的一滴,不过是天平上的小小尘埃。(万国加在一起在他面前不过是水桶中的一滴,这句话来形容神的天国一点也不过分,所以我在“致世界500强的公开信”中公开说我把神赐给我的地上天国卖了来赎回神的儿女,则是按神的意愿来办的,因为这些国和地加起来还不如一个神的儿女的价值,而地又算什么呢?国又算什么呢?在全宇宙面前,它连尘埃都算不上,而神的儿女则有权柄可以管理他们,没听说过被管的比管它的更有价值这回事了,所以人看重的在神那里都是一钱不值的)
上帝把万国召到他的审判座前,他们都是为他而存在,都是属于他的,万国万民都是为他的荣耀而存在,按照他的定旨而存在,好叫他们在遵行他的旨意时,他的智慧可以引导、照耀他们。
这一权力是属于上帝的,也唯独属于上帝。
没有一个人有权统治别人,不然的话,就必定是弱肉强食。正如老虎在丛林中统治无防守能力的羚羊,尼罗河畔的法老就曾统治着埃及人的祖先。
也没有一群人可以依照合约以他们自己的权力来迫使你顺服他人。
治理人的权力不可能来自人,历史告诉我们,虽然多数压迫少数,但少数往往是正确的。(世界就象爱迪生造电灯,是他给人类带来了光明而不是别人和多数人造了电灯)
政府是上帝普通恩典的工具,目的是赏善罚恶。政府是上帝设立作他仆役的,为的是叫政府或许可以保护上帝荣耀的创造之工,使人类免于全然毁灭。因为上帝是万有的设计师与建造者。(对于从我这个天国发展出来的一切,我无疑是这个新世界的上帝及设计师和建造者,只不过这个新世界是来源于曾经创造了我们这个旧世界而被人们遗忘的“老上帝”而已,它要再造一个新世界还不是易如反掌吗?不过是“照自已的样子”再造一回吧了,而我这个新上帝想忘记都难,他一直在用建好的天国在那里不停的诱惑你,你用地球上的交通工具就可以去到那里,但你不认上帝爷们就不让你进去)
上帝所直接掌管的政府是绝对的君主制,这是所有一神论的人都承认的。加尔文认为,因着罪的原故,一个相互监督、集体管理的民主共和制度比较好。(这段话说出了天国的本质,这个天国是我造的当然我具有绝对的权威,或者说我就是业主,但实行的肯定是相互监督、集体管理的民主共和制度,或者说叫君主立宪制,因为我并不擅长管理而擅长立宪,所以民主管理就是一种最好的、最有效率的方式)
他视君主制度、贵族制和民主制都是可行的政府形式,条件是:人人都必须无条件地承认,没有任何人可以宣告有权力统治其他人,除非他的权力是因着上帝的恩典而加给他的。因此,我们对权威的顺服不是因为人而是出于上帝。
根据加尔文的观点,那些出于上帝的权威而被授于权力的人,他们的责任与义务不能一概而论,可以因地因时而异。但他也毫不犹豫地声明,只要情况允许,最理想的是由人民自己选举他们的政府,在这种有条件进行民主选举的地方,人民应该存感恩之心承认这是上帝的特别恩待,正如我们国家宪法的序论里所声明的:“我们感谢至高上帝赋予我们民主选举政府的权力。”(民主无疑是一种最好的方式,而君主立宪的本质则代表人民与君主通过契约的方式来互不干扰的执行上帝赋予其各自不同的职责,即君主的主要职责是发展,而人民的职责则是自我管理并配合这种发展,所以君主不应介入管理而应把主要精力用于发展上,所以在天国精英是归入君主这块的,所以天国的人民有义务把群体中最优秀的人推举到这块来,因为它承担着发展和使天国的每一个人过上更好生活的责任,而精英同样也不能介入到管理这块来,只能通过立法的形式来实施间接管理,而人民则用相互监督的方式来实施自我管理,并以工作的方式来承担分解了的发展义务那一份额,为整体的发展提供动力)
但加尔文宣告说,上帝具有全权,他可以通过他的护理之工将此恩典从一国的人民手里收回,若一国的人民不配得此恩惠,或者因着他们的罪完全放弃了此祝福,上帝也可以根本就不赋予他们。
今天你们美国的政府就不可能在中国存在。俄国至今为止还不配享有民主立宪制的政府,而非洲的许多国家连俄国式的沙皇政权都不能想象,这一切都是上帝以他的隐密旨意与护理之工所决定。但所有这一切政权都不是神权政治。神权政治唯有在以色列出现过,因为上帝在以色列直接介入过。上帝通过大祭司和先知,通过他的拯救奇迹,他的管教与审判,亲手掌管以色列的立法与政权来管理以色列人。(天国无疑就是这种神权政治,它同过将天国赐给地上的一个人,而重新开始了这种完全的神权政治,通过天国使地上的人与上帝相联,并以自由来管理一切)
加尔文主义对上帝主权的承认适用于全世界的所有国家,是一切人统治人权威之源头,这也包括家庭里父母对孩子的权威。
与加尔文主义的信念直接对抗的理论有两种。前者是法国人1789年在巴黎所宣告的大众主权;后者是德国历史泛神主义所发展出来国家主权。从根本上说,这两种理论没有什么差别,但是为了清楚明了起见,我们来区别对待。(大众主权和国家主权在天国都是不存在的,那里只有发源于神的上帝主权,并将这种主权的权柄不通过任何中介永不收回的分发到每一个天国的子民手中,使他们永不再受到人的管辖)
法国大革命所造就的是什么样的精神?是对政府滥权的愤怒吗?是独裁专制的恐怖吗?是对人民权利与自由的捍卫吗?当然都有一点,连加尔文主义者都心存感恩地承认,巴黎所发生的事的确含有上帝的审判。(是的,巴黎发生的事的确是上帝的审判,《国际歌》的作者正是上帝本人通过欧仁·鲍迪埃的手写出,我已在一次写作的过程中将上帝突然启示给我的《国际歌》歌词完全按上帝的意愿翻出来了,它是对人类漠视苦难的愤怒)
在加尔文主义世界里发生的三场伟大革命[注:荷兰、英国和美国]不仅没有损害上帝的荣耀,不,它们正是出于对上帝无尚权威的承认。每一个人都承认,在“沉默的威廉”领导下,我国 [荷兰] 反抗西班牙的革命就是如此,也从来没有人怀疑过英国的光荣革命推翻了斯图亚特王朝,迎来了奥林治三世。汉考克[注:美国《独立宣言》的第一个签署者] 在《独立宣言》中一再地说明,美国人民“所依靠的,所遵从的是自然规律和上帝的法律”,他们以实际行动来体现“每一个人都具有他们的创造主所赋予的,不可剥夺的权力”,他们“向宇宙最高法官申诉他们正直的动机”,他们以“对上帝护理之工的全然依靠”来宣告《独立宣言》;在《十三州邦联宪法》的序言里代表美国最早的那些州宣告说:“我们心存感恩地称谢全能上帝长期以来赐予我们生活上、政治上和宗教上的自由,使我们仰望他来祝福我们的一切努力。”
富兰克林 [注“独立宣言”的起草人之一] 在起草《独立宣言》的“大陆会议”中当大家遇到极大的焦虑不安时,建议全体与会者一起向上帝祷告,求上帝赐下智慧。(历史告诉我们,《独力宣言》是真正通过“全体”向上帝祷告后经上帝许可而发布的,所以才会成为地上最强大的)
现在,你是否想要知道结果?那么就让历史告诉你:荷兰的起义,英国的光荣革命和你们美国向英国皇室的造反为自由带来了荣誉。也请你自己来回答这个问题:法国革命除了国家强权给自由带来的手铐之外还产生过什么?[注: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很快就导致了拿破仑·波拿巴的极权专制] 在我们生活的十九世纪里,没有一个国家的历史比法国更惨了。
难怪注重科学的德国与这种人民权力的幻想一刀两断。
假如没有罪的存在,政府与国家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整个政治生活最多也就包在家庭生活的各种关系之中。在一个没有罪的世界上,监狱、警察不会存在;陆军、海军也无从谈起;制度、规则和法律会销声匿迹,政府的权威与控制也就不复存在;生活就会自然地、不受阻碍地、正常地发展。(天国当然没有任何罪存在的空间,因为在天国上帝的律法面前,任何罪的行为一旦显现出来,立即就会遭到捆绑、禁锢并最终彻底的消灭)
在这一思想里,隐藏着国家政权光明的一面和阴暗的一面。阴暗的一面是:各国政府本来不应该存在,本来应该只有一个国家。现在的各国政府由罪人掌权,所以就可能导致种种独裁野心。光明的一面是:假如没有国家,没有法律,没有政府的统一,对于一个满了罪的人类来说无异是地狱,或者说至少是在重蹈那被上帝用大洪水淹灭的全然败坏一代的复辙。
此外,加尔文主义还教导我们,在政治上,人的因素即人民,不能作为首要的因素,否则,我们不只过是在人民需要的时候把上帝拉来帮忙。正相反,每一个国家都必须尊上帝的伟大之名为圣,万国加在一起在他面前不过是水桶中的一滴,不过是天平上的小小尘埃。(万国加在一起在他面前不过是水桶中的一滴,这句话来形容神的天国一点也不过分,所以我在“致世界500强的公开信”中公开说我把神赐给我的地上天国卖了来赎回神的儿女,则是按神的意愿来办的,因为这些国和地加起来还不如一个神的儿女的价值,而地又算什么呢?国又算什么呢?在全宇宙面前,它连尘埃都算不上,而神的儿女则有权柄可以管理他们,没听说过被管的比管它的更有价值这回事了,所以人看重的在神那里都是一钱不值的)
上帝把万国召到他的审判座前,他们都是为他而存在,都是属于他的,万国万民都是为他的荣耀而存在,按照他的定旨而存在,好叫他们在遵行他的旨意时,他的智慧可以引导、照耀他们。
这一权力是属于上帝的,也唯独属于上帝。
没有一个人有权统治别人,不然的话,就必定是弱肉强食。正如老虎在丛林中统治无防守能力的羚羊,尼罗河畔的法老就曾统治着埃及人的祖先。
也没有一群人可以依照合约以他们自己的权力来迫使你顺服他人。
治理人的权力不可能来自人,历史告诉我们,虽然多数压迫少数,但少数往往是正确的。(世界就象爱迪生造电灯,是他给人类带来了光明而不是别人和多数人造了电灯)
政府是上帝普通恩典的工具,目的是赏善罚恶。政府是上帝设立作他仆役的,为的是叫政府或许可以保护上帝荣耀的创造之工,使人类免于全然毁灭。因为上帝是万有的设计师与建造者。(对于从我这个天国发展出来的一切,我无疑是这个新世界的上帝及设计师和建造者,只不过这个新世界是来源于曾经创造了我们这个旧世界而被人们遗忘的“老上帝”而已,它要再造一个新世界还不是易如反掌吗?不过是“照自已的样子”再造一回吧了,而我这个新上帝想忘记都难,他一直在用建好的天国在那里不停的诱惑你,你用地球上的交通工具就可以去到那里,但你不认上帝爷们就不让你进去)
上帝所直接掌管的政府是绝对的君主制,这是所有一神论的人都承认的。加尔文认为,因着罪的原故,一个相互监督、集体管理的民主共和制度比较好。(这段话说出了天国的本质,这个天国是我造的当然我具有绝对的权威,或者说我就是业主,但实行的肯定是相互监督、集体管理的民主共和制度,或者说叫君主立宪制,因为我并不擅长管理而擅长立宪,所以民主管理就是一种最好的、最有效率的方式)
他视君主制度、贵族制和民主制都是可行的政府形式,条件是:人人都必须无条件地承认,没有任何人可以宣告有权力统治其他人,除非他的权力是因着上帝的恩典而加给他的。因此,我们对权威的顺服不是因为人而是出于上帝。
根据加尔文的观点,那些出于上帝的权威而被授于权力的人,他们的责任与义务不能一概而论,可以因地因时而异。但他也毫不犹豫地声明,只要情况允许,最理想的是由人民自己选举他们的政府,在这种有条件进行民主选举的地方,人民应该存感恩之心承认这是上帝的特别恩待,正如我们国家宪法的序论里所声明的:“我们感谢至高上帝赋予我们民主选举政府的权力。”(民主无疑是一种最好的方式,而君主立宪的本质则代表人民与君主通过契约的方式来互不干扰的执行上帝赋予其各自不同的职责,即君主的主要职责是发展,而人民的职责则是自我管理并配合这种发展,所以君主不应介入管理而应把主要精力用于发展上,所以在天国精英是归入君主这块的,所以天国的人民有义务把群体中最优秀的人推举到这块来,因为它承担着发展和使天国的每一个人过上更好生活的责任,而精英同样也不能介入到管理这块来,只能通过立法的形式来实施间接管理,而人民则用相互监督的方式来实施自我管理,并以工作的方式来承担分解了的发展义务那一份额,为整体的发展提供动力)
但加尔文宣告说,上帝具有全权,他可以通过他的护理之工将此恩典从一国的人民手里收回,若一国的人民不配得此恩惠,或者因着他们的罪完全放弃了此祝福,上帝也可以根本就不赋予他们。
今天你们美国的政府就不可能在中国存在。俄国至今为止还不配享有民主立宪制的政府,而非洲的许多国家连俄国式的沙皇政权都不能想象,这一切都是上帝以他的隐密旨意与护理之工所决定。但所有这一切政权都不是神权政治。神权政治唯有在以色列出现过,因为上帝在以色列直接介入过。上帝通过大祭司和先知,通过他的拯救奇迹,他的管教与审判,亲手掌管以色列的立法与政权来管理以色列人。(天国无疑就是这种神权政治,它同过将天国赐给地上的一个人,而重新开始了这种完全的神权政治,通过天国使地上的人与上帝相联,并以自由来管理一切)
加尔文主义对上帝主权的承认适用于全世界的所有国家,是一切人统治人权威之源头,这也包括家庭里父母对孩子的权威。
与加尔文主义的信念直接对抗的理论有两种。前者是法国人1789年在巴黎所宣告的大众主权;后者是德国历史泛神主义所发展出来国家主权。从根本上说,这两种理论没有什么差别,但是为了清楚明了起见,我们来区别对待。(大众主权和国家主权在天国都是不存在的,那里只有发源于神的上帝主权,并将这种主权的权柄不通过任何中介永不收回的分发到每一个天国的子民手中,使他们永不再受到人的管辖)
法国大革命所造就的是什么样的精神?是对政府滥权的愤怒吗?是独裁专制的恐怖吗?是对人民权利与自由的捍卫吗?当然都有一点,连加尔文主义者都心存感恩地承认,巴黎所发生的事的确含有上帝的审判。(是的,巴黎发生的事的确是上帝的审判,《国际歌》的作者正是上帝本人通过欧仁·鲍迪埃的手写出,我已在一次写作的过程中将上帝突然启示给我的《国际歌》歌词完全按上帝的意愿翻出来了,它是对人类漠视苦难的愤怒)
在加尔文主义世界里发生的三场伟大革命[注:荷兰、英国和美国]不仅没有损害上帝的荣耀,不,它们正是出于对上帝无尚权威的承认。每一个人都承认,在“沉默的威廉”领导下,我国 [荷兰] 反抗西班牙的革命就是如此,也从来没有人怀疑过英国的光荣革命推翻了斯图亚特王朝,迎来了奥林治三世。汉考克[注:美国《独立宣言》的第一个签署者] 在《独立宣言》中一再地说明,美国人民“所依靠的,所遵从的是自然规律和上帝的法律”,他们以实际行动来体现“每一个人都具有他们的创造主所赋予的,不可剥夺的权力”,他们“向宇宙最高法官申诉他们正直的动机”,他们以“对上帝护理之工的全然依靠”来宣告《独立宣言》;在《十三州邦联宪法》的序言里代表美国最早的那些州宣告说:“我们心存感恩地称谢全能上帝长期以来赐予我们生活上、政治上和宗教上的自由,使我们仰望他来祝福我们的一切努力。”
富兰克林 [注“独立宣言”的起草人之一] 在起草《独立宣言》的“大陆会议”中当大家遇到极大的焦虑不安时,建议全体与会者一起向上帝祷告,求上帝赐下智慧。(历史告诉我们,《独力宣言》是真正通过“全体”向上帝祷告后经上帝许可而发布的,所以才会成为地上最强大的)
现在,你是否想要知道结果?那么就让历史告诉你:荷兰的起义,英国的光荣革命和你们美国向英国皇室的造反为自由带来了荣誉。也请你自己来回答这个问题:法国革命除了国家强权给自由带来的手铐之外还产生过什么?[注: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很快就导致了拿破仑·波拿巴的极权专制] 在我们生活的十九世纪里,没有一个国家的历史比法国更惨了。
难怪注重科学的德国与这种人民权力的幻想一刀两断。
回复: 天国宪章
今天,人民主权已经被国家主权所取代,这一概念是德国泛神主义哲学的产物。无论它的形式如何变化,万变不离其中:国家具有最高的权威,每一个成员都要服从国家这个被奉为圣明化的权力顶峰。
于是那被压迫的人可以抬头仰望的、上帝的超然权威消失了。
你就无疑会得出这个结论:这种国家主权,哪怕是一种民主形式的主权,也绝不会超出人向人屈膝折腰,人永远不可能上升到一种来自良心上的顺服。(在天国,每个人的尊严都是上帝尊严的一部分,那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每个人都是按照上帝的意愿成其为最好的,而每个人在天国的地位,则是靠自已的创造挣来的,一切都以上帝“结果子”的多少来衡量并用数字编号示明)
站在那些主张无神论、人民主权的百科全书作者们和那些推崇泛神论国家主权的德国哲学家们的对立面上,加尔文主义者坚持上帝的全权高于人间的一切主权。(没有高于一切的上帝主权,人类必然就会为你高还是我高而发生战争和争执,一切的争执都是在这种比高矮之中发生的,这才是宇宙之中的最高真理,不承认上帝的最高主权,这种争执就会永久继续下去,所以上帝才叫我来宣示他的这种最高主权,任何一个人类,不管你是最聪明的或者是国王,你自已凭空造一个国家来试试,科学家最利害了,那么你就造一个“永动机”那试试,看是人类利害还是上帝利害,所以天国的这种最高主权是无可争议的,它将以所有人类目瞪口呆的方式来呈现,好叫所有人类都知道,这个天国的一切是以完全不同于人类的方式来建造的)
受压迫者永远可以向他那公义标准上诉。
从加尔文主义的观点上来说,家庭、贸易、科学、艺术等等都属于社会的范畴,
这里包含了国家与社会两者之间的对立,我们没有把社会看成是一个不同组织的聚合体,而认为社会是由各个有机部分所成。我们尊重每一个有机部分的独立性和特殊性。
在我们绝大多数人里,婚姻仍然是人类社会的基础,家庭依旧是社会学中最基本的范畴。
我们承认,既使罪不存在,还是会有一种需要来将众多的家庭联合起来,这一联合是在上帝的权威之下的联合,这将是一个从人们心里开始到外在形式完全统一、和谐地顺服于上帝的国度。那时,全世界除了一个上帝作王的有机王国之外,没有任何国家存在,罪已经完全消失,这正是先知所预言的、那等候着我们的未来。
政府的主要作用是掌握生杀大权。根据使徒的见证,政府是佩剑的,这剑有三层意思。它是公义之剑,用来对罪犯施行惩罚。它是战争之剑,用以保卫国家的利益、权力与荣誉。它也是维护秩序之剑,平息内部的叛乱。路德和其它改教家们正确地指出,政府及其权力是在大洪水之后才设立的,那时上帝命令杀人必须抵命。取走生命的权力唯独属于上帝,因为唯有上帝才是赐生命者。因此,没有一个人具有处死人的权力,除非是上帝赋予。在这一点上,罗马法律本身就比摩西律法要低等得多,因为它把处死的权力交给了父亲和奴隶主。在摩西律法里,唯有政府才有权处人死刑。政府的最高责任是主持公义,其次政府也有责任管理好国内、外的事务,使本国人民的生活得到更好的发展,使他们安居乐业。
所有的摩擦和冲突也都由此而起。因为政府的机械权威总是倾向于要侵犯人民的社会生活,想要来机械地安排、控制生活的各个层面。而社会生活又总是在设法摆脱政府的控制权威。
这两者之间必须要有一个规则来调整相互关系,这种调整不能靠执政者,而要靠法律,这就是加尔文主义极力强调的。因此,可以说是加尔文主义从其根本的原则出发,创立了宪法。
历史不容质疑地证明这种宪法没有在罗马天主教国家,也没有在路德宗国家里出现,而在加尔文主义的各国被建立起来。
这种权威在科学的领域里最容易来理解。托马斯 [注:中世纪意大利神学家、经院哲学家] 在他论到朗巴德 [注:十二世纪意大利神学家] 和阿奎那 [注:十三世纪意大利神学家] 时写道:“朗巴德的思想统治了一百五十年,并且产生了阿奎那。在他之后,阿奎那的思想在此后的五个世纪里影响了全欧洲,产生后来的所有神学家。”
这话固然是过于夸张了,但其中所表达的概念却无疑是对的。历史中诸如亚里斯多德和柏拉图,朗巴德和阿奎那,路德和加尔文,康德和达尔文等等这些巨人主宰了他们自己的领域。天才具有一种权威,他们形成学派,对人们的思想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对人类的整个生活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天才的这种权威是上帝的恩赐,也唯有出于上帝的恩典。这种权威不向任何人,唯向上帝负责,因为是上帝赋予天才这种能力。
我们在艺术的范畴内也同样能观察到这一现象。每一位艺术大师都是艺术王宫里的国王,既不是出于继承也不是被册封,而单单是因为上帝的恩典。这些艺术大师同样具有权威,同样不必向任何人屈服,并受到人们对他们艺术天才的尊敬。
这一点也可以用到个性的权威上,人与人之间不尽相同。有人心胸狭窄,翅膀不比麻雀宽多少;有人则宽宏大度,对人极具吸引力,尤如展翅雄鹰;更有王者风范之骄骄者,成为他们自己所在领域内的权威,不论是人们远离还是反对,他们的影响力仍然不可阻挡。这种种现象在生活的所有层面里比比皆是。无论在工厂里,在商店里,在市场上,在贸易中,还是在航海业,甚至在慈善机构里也不例外。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人因他的个性、他的天赋和具体的环境而比其他人更有能力。到处都有这样占主导、支配地位的人,但这种主导、支配并不是政府的介入,而是一种有机的现象,是生活自己的主权。
出于同样的有机主权,与这种个人的权威并肩而立的是整个领域里的权威。例如,大学在学术界占主导地位;艺术学院拥有艺术权威;技术协会在发明创新上;工会在工人中等等、等等,各行各业都在各自的范围内承认这种完全独立的权威。
我们从上述这些例子中看到,每一个领域里都有自己的权威:
1. 在社会中有个人的天赋、能力。
2.在集体的概念上有大学、协会等等。
3.在家庭和婚姻里。
4.在人们生活的社区里。
在这四个范畴里,政府不可将它的法规强加上去,政府必须尊重生活自己内在的规律。正如上帝以他所选择的政权来行使他在国家范畴内的主权一样,他也以他选择的专家来掌管这些领域。
既然是上帝的命定,政府就有自己的责任。政府不可无视,不可改变也不可破坏社会各个领域的主权。这里,政府的权威出于上帝,但为了上帝的原故这权威要受限制,因为社会的各领域同样具有出于上帝的主权。科学、艺术、工业、商业、航海、家庭生活或者任何其它人际的关系都不应该被迫来仰望政府的恩惠。国家永远不应该成为一条触角遍及八方的大章鱼,把生活给搞僵弄硬了。政府必须守住自己的岗位,与森林里的其它树木一起立在自己的根上。因此政府应该尊重、维护每一种生命形态,它们都具有各自独立的、神圣的自主权。
这是否就意味着政府对这些自主的生命形态就无权过问吗?完全不是,政府有三重的权力与义务:
1. 每当不同的领域之间发生冲突时,政府应该指出双方各自的界线。
2. 任何地方发生滥权时,政府应当保护个人、保护较弱的一方。
3. 政府以行政手段调整经济、维护国家的稳定。
但政府不能做一切决定。法律必须规定各方面的权力,人民必须具有不可征服的权力以防止政府的滥权。这是一个政府的权力与社会各领域自己的主权根据宪法相互合作的问题。这也是加尔文在他的时代所面对的问题,当时的政府缺乏权威,各地的公爵、城镇和同行协会等地方组织各霸一方,形成了各自的“小国”。因此加尔文希望制定法律来协调这些地方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这种情况与中世纪遗留下来的封建制度有关,近代已经不复存在。今天,这类地方组织或社会的各个领域已经不具备自治的权力,国家的领导权则被议会或国会所取代。议会或国会的责任是代表全体人民,维护社会各个领域、各种团体的自由与权力,若有必要它们可以起来反对政府,因为这种联合起来的力量要比个人的抵制更有效、也更容易与政府合作。但是,无论形式上如何改变,加尔文主义关于政府的概念不变,那就是:以民主的、健康的、有秩序的方式来保障包括各阶层,各领域、各组织在内的全体人民的合法权益和他们对立法的影响。
加尔文主义反对国家大权独揽,反对把现有法律视为绝对标准、最高权威的可怕观点,反对不承认宪法的专制政府。加尔文主义所反对的这三条,是走向泛神论主义的温床,是对人权宣判死刑。所以说,为自由而斗争不仅是允许的,而且是每一个人在自己所在位置上的义务。
于是那被压迫的人可以抬头仰望的、上帝的超然权威消失了。
你就无疑会得出这个结论:这种国家主权,哪怕是一种民主形式的主权,也绝不会超出人向人屈膝折腰,人永远不可能上升到一种来自良心上的顺服。(在天国,每个人的尊严都是上帝尊严的一部分,那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每个人都是按照上帝的意愿成其为最好的,而每个人在天国的地位,则是靠自已的创造挣来的,一切都以上帝“结果子”的多少来衡量并用数字编号示明)
站在那些主张无神论、人民主权的百科全书作者们和那些推崇泛神论国家主权的德国哲学家们的对立面上,加尔文主义者坚持上帝的全权高于人间的一切主权。(没有高于一切的上帝主权,人类必然就会为你高还是我高而发生战争和争执,一切的争执都是在这种比高矮之中发生的,这才是宇宙之中的最高真理,不承认上帝的最高主权,这种争执就会永久继续下去,所以上帝才叫我来宣示他的这种最高主权,任何一个人类,不管你是最聪明的或者是国王,你自已凭空造一个国家来试试,科学家最利害了,那么你就造一个“永动机”那试试,看是人类利害还是上帝利害,所以天国的这种最高主权是无可争议的,它将以所有人类目瞪口呆的方式来呈现,好叫所有人类都知道,这个天国的一切是以完全不同于人类的方式来建造的)
受压迫者永远可以向他那公义标准上诉。
从加尔文主义的观点上来说,家庭、贸易、科学、艺术等等都属于社会的范畴,
这里包含了国家与社会两者之间的对立,我们没有把社会看成是一个不同组织的聚合体,而认为社会是由各个有机部分所成。我们尊重每一个有机部分的独立性和特殊性。
在我们绝大多数人里,婚姻仍然是人类社会的基础,家庭依旧是社会学中最基本的范畴。
我们承认,既使罪不存在,还是会有一种需要来将众多的家庭联合起来,这一联合是在上帝的权威之下的联合,这将是一个从人们心里开始到外在形式完全统一、和谐地顺服于上帝的国度。那时,全世界除了一个上帝作王的有机王国之外,没有任何国家存在,罪已经完全消失,这正是先知所预言的、那等候着我们的未来。
政府的主要作用是掌握生杀大权。根据使徒的见证,政府是佩剑的,这剑有三层意思。它是公义之剑,用来对罪犯施行惩罚。它是战争之剑,用以保卫国家的利益、权力与荣誉。它也是维护秩序之剑,平息内部的叛乱。路德和其它改教家们正确地指出,政府及其权力是在大洪水之后才设立的,那时上帝命令杀人必须抵命。取走生命的权力唯独属于上帝,因为唯有上帝才是赐生命者。因此,没有一个人具有处死人的权力,除非是上帝赋予。在这一点上,罗马法律本身就比摩西律法要低等得多,因为它把处死的权力交给了父亲和奴隶主。在摩西律法里,唯有政府才有权处人死刑。政府的最高责任是主持公义,其次政府也有责任管理好国内、外的事务,使本国人民的生活得到更好的发展,使他们安居乐业。
所有的摩擦和冲突也都由此而起。因为政府的机械权威总是倾向于要侵犯人民的社会生活,想要来机械地安排、控制生活的各个层面。而社会生活又总是在设法摆脱政府的控制权威。
这两者之间必须要有一个规则来调整相互关系,这种调整不能靠执政者,而要靠法律,这就是加尔文主义极力强调的。因此,可以说是加尔文主义从其根本的原则出发,创立了宪法。
历史不容质疑地证明这种宪法没有在罗马天主教国家,也没有在路德宗国家里出现,而在加尔文主义的各国被建立起来。
这种权威在科学的领域里最容易来理解。托马斯 [注:中世纪意大利神学家、经院哲学家] 在他论到朗巴德 [注:十二世纪意大利神学家] 和阿奎那 [注:十三世纪意大利神学家] 时写道:“朗巴德的思想统治了一百五十年,并且产生了阿奎那。在他之后,阿奎那的思想在此后的五个世纪里影响了全欧洲,产生后来的所有神学家。”
这话固然是过于夸张了,但其中所表达的概念却无疑是对的。历史中诸如亚里斯多德和柏拉图,朗巴德和阿奎那,路德和加尔文,康德和达尔文等等这些巨人主宰了他们自己的领域。天才具有一种权威,他们形成学派,对人们的思想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对人类的整个生活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天才的这种权威是上帝的恩赐,也唯有出于上帝的恩典。这种权威不向任何人,唯向上帝负责,因为是上帝赋予天才这种能力。
我们在艺术的范畴内也同样能观察到这一现象。每一位艺术大师都是艺术王宫里的国王,既不是出于继承也不是被册封,而单单是因为上帝的恩典。这些艺术大师同样具有权威,同样不必向任何人屈服,并受到人们对他们艺术天才的尊敬。
这一点也可以用到个性的权威上,人与人之间不尽相同。有人心胸狭窄,翅膀不比麻雀宽多少;有人则宽宏大度,对人极具吸引力,尤如展翅雄鹰;更有王者风范之骄骄者,成为他们自己所在领域内的权威,不论是人们远离还是反对,他们的影响力仍然不可阻挡。这种种现象在生活的所有层面里比比皆是。无论在工厂里,在商店里,在市场上,在贸易中,还是在航海业,甚至在慈善机构里也不例外。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人因他的个性、他的天赋和具体的环境而比其他人更有能力。到处都有这样占主导、支配地位的人,但这种主导、支配并不是政府的介入,而是一种有机的现象,是生活自己的主权。
出于同样的有机主权,与这种个人的权威并肩而立的是整个领域里的权威。例如,大学在学术界占主导地位;艺术学院拥有艺术权威;技术协会在发明创新上;工会在工人中等等、等等,各行各业都在各自的范围内承认这种完全独立的权威。
我们从上述这些例子中看到,每一个领域里都有自己的权威:
1. 在社会中有个人的天赋、能力。
2.在集体的概念上有大学、协会等等。
3.在家庭和婚姻里。
4.在人们生活的社区里。
在这四个范畴里,政府不可将它的法规强加上去,政府必须尊重生活自己内在的规律。正如上帝以他所选择的政权来行使他在国家范畴内的主权一样,他也以他选择的专家来掌管这些领域。
既然是上帝的命定,政府就有自己的责任。政府不可无视,不可改变也不可破坏社会各个领域的主权。这里,政府的权威出于上帝,但为了上帝的原故这权威要受限制,因为社会的各领域同样具有出于上帝的主权。科学、艺术、工业、商业、航海、家庭生活或者任何其它人际的关系都不应该被迫来仰望政府的恩惠。国家永远不应该成为一条触角遍及八方的大章鱼,把生活给搞僵弄硬了。政府必须守住自己的岗位,与森林里的其它树木一起立在自己的根上。因此政府应该尊重、维护每一种生命形态,它们都具有各自独立的、神圣的自主权。
这是否就意味着政府对这些自主的生命形态就无权过问吗?完全不是,政府有三重的权力与义务:
1. 每当不同的领域之间发生冲突时,政府应该指出双方各自的界线。
2. 任何地方发生滥权时,政府应当保护个人、保护较弱的一方。
3. 政府以行政手段调整经济、维护国家的稳定。
但政府不能做一切决定。法律必须规定各方面的权力,人民必须具有不可征服的权力以防止政府的滥权。这是一个政府的权力与社会各领域自己的主权根据宪法相互合作的问题。这也是加尔文在他的时代所面对的问题,当时的政府缺乏权威,各地的公爵、城镇和同行协会等地方组织各霸一方,形成了各自的“小国”。因此加尔文希望制定法律来协调这些地方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这种情况与中世纪遗留下来的封建制度有关,近代已经不复存在。今天,这类地方组织或社会的各个领域已经不具备自治的权力,国家的领导权则被议会或国会所取代。议会或国会的责任是代表全体人民,维护社会各个领域、各种团体的自由与权力,若有必要它们可以起来反对政府,因为这种联合起来的力量要比个人的抵制更有效、也更容易与政府合作。但是,无论形式上如何改变,加尔文主义关于政府的概念不变,那就是:以民主的、健康的、有秩序的方式来保障包括各阶层,各领域、各组织在内的全体人民的合法权益和他们对立法的影响。
加尔文主义反对国家大权独揽,反对把现有法律视为绝对标准、最高权威的可怕观点,反对不承认宪法的专制政府。加尔文主义所反对的这三条,是走向泛神论主义的温床,是对人权宣判死刑。所以说,为自由而斗争不仅是允许的,而且是每一个人在自己所在位置上的义务。
回复: 天国宪章
接下来是我们要讨论的第三点,也是难度最大的一点,那就是:教会在一个国家的主权。
这个问题的难度不在于这些,而在于火葬舍维塔斯的柴堆上,当时每一位杰出的神学家都同意对舍维塔斯处以火刑的判决,墨兰顿第一个站出来支持 [注:墨兰顿是路德宗最重要的神学家]。
在宗教改革时代,数以万计的加尔文主义者因着他们的信仰被送上断头台、火刑架,相比之下很难数出几个路德宗和罗马天主教的人因他们的信仰被杀,历史对舍维塔斯火刑这一事件紧咬不放是极其不公平的 [注:请详见本文最后的附件]。
然而,我不仅对舍氏的火刑架深感悲哀,我也无条件地反对所有这一类的做法。但是,舍氏一案并不是加尔文主义的特色。正相反,这是加尔文主义建立之初所处时代的悲剧结果。令人悲哀的是,加尔文主义未能从此传统中完全地脱离出来。(传统的最后一个堡垒就是家庭,所以在天国家庭是不存在的,婚姻作为一种制度在天国根本就不存在了,小孩则自然成为国家的人了,你要按传统的家庭方式生活那完全是你个人的选择,它只是天国无限多样性生活方式的一种而已,结婚离婚根本就是个人的事无需向任何机构登记或告知,一切都是个人自行决定,此外,天国公民和居民具有很大的区别,公民就是那些天生喜欢为他人服务人,类似于天使的角色,居民只是居住在天国的人,只需尽自已的一份义务就OK了,所以公民一是必须自愿,二是以为别人服务为乐,三当然是需要相关的服务技能,四是你既然是公民那么许多事你就不能有自我,你的服务必须以他人的满意为最终的检验结果,否则你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公民,)
那么我们必须看到、必须承认,这种把宗教信仰上的差别置于政府的司法、刑事审判之下的系统直接来自于这样一种立场,即:地上基督的教会只能以一种形式、一个组织存在。在中世纪的时候,就只有这样一个教会,任何与她不同的都被视为这唯一真教会的敌人。因此,政府的责任不是自己来判断、决定,而是以政府的权威来保护这独一的教会,铲除任何的分裂与异端。
一旦这独一教会分开,承认基督的教会可以在不同的国家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不,甚至在同一个国家以多种形式存在,那么,所有从统一的有形教会这个概念之下所产生出来的东西就顿时消失了,因此,加尔文主义不可否认地打破了这种统一教会。
事实已经证明,甚至过了三个世纪之后,在所有的罗马天主教国家,包括南美洲的那些天主教国家仍然以天主教为国教。这和路德宗国家里路德宗教会是唯一的国教没有差别。唯有在加尔文主义春风吹过的瑞士、荷兰、英国、苏格兰和美国,各种形式的教会才获自由、得兴旺。
今天,罗马天主教国家在教皇的一统之下,仍然把有形教会与无形教会视作为同一件事;路德宗国家仍以法律形式可怕地命令人民以承认路德宗信仰为公民的条件,改革宗的人们不是被驱逐就是被视为基督的敌人而遭到不公正的对待。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加尔文主义的荷兰,所有因为宗教原因遭迫害的人们找到了避难所。在这里,犹太人受到热情接待,路德宗的人们受人尊敬,门诺派得以兴旺[注:十六世纪荷兰新教的一派],甚至连阿米念主义者和天主教徒都被允许在他们自己的教会、自己的家里实践他们的信仰。那些被逐出英国的独立派教会的人们在荷兰找到了他们的安身之处;满载清教徒移民先父的五月花号从这里出发,驶向美洲新大陆 [注:即1621年到达美国的第一批清教徒移民先父]。(所以天国的无限多样性正是保护一切不受伤害的根本,不好的东西你可以不接触,但它同样得到保护,而你要离开不好的环境,那么你就是表现出好环境相适应的品行来,否则你在好的环境就会被别人挤出来)
我们必须承认,加尔文主义因着对良心自由的大力赞扬,从原则上摈弃了有形教会的任何一种绝对性。
因为宗教信仰的原因对人进行迫害是“一种对精神、对灵魂的谋杀,是向神发怒,是最可怕的罪。”
加尔文一生都坚持并加以捍卫的,是他所相信的真理,并认为那就是绝对真理。从我们个人的信仰角度,这必须永远是我们所坚信不移的;但从更广的角度上说,我们永远不应该把自己的信仰强加于人。(是的,我们只能用趋利避害的方式来引导人们向善,并大力高举和奖励人们好的行为,使真善美在天国获得大大的生长)
1. 政府与上帝的关系
2. 政府与教会的关系
3. 政府与个人的关系
第二点是政府与教会。假如上帝的旨意是要可见教会的正式统一的话,那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完全不同了。信仰上的合一对于一国人民来说是极有利的事。只有头脑狭窄的人才会对十六世纪罗马教庭绝望而狂怒地要维持此统一性感到不满,教会的这种统一性最初是存在的,在人类生活发展的低级阶段,不同的意见相对来说比较少。但是随着生活的逐渐发展,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形式不可避免地也会发展起来,这是很自然的事。因此,我们就看到可见教会开始分裂的这个事实。今天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保持绝对合一的可见教会。
那么,政府的责任是什么呢?是否需要依靠个人的判断来决定哪些是真教会?政府是否必须支持某一教会,反对另外一些教会呢?或者政府不应该作这样的判断,把教会的各宗派看作是基督教会在地上的总和呢?
从加尔文主义的观点出发,我们必须支持这后一种观点,这不是出于一个假中立性,也不是加尔文主义对真、假无动于衷,而是因为政府不具备作出此判断的证据,因为政府的每一个判断都会干涉教会的主权,不然的话,你就成了路德宗国家的王子了(这是加尔文主义历来反对的)。在民主制的国家,一所教会今天被认为是真的,明天就可能变成假的,因为这种判断是靠投票决定的。这样,政府与教会之间的关系就没有连续性可言。
正是为此原因,加尔文主义者拒绝让政府来做仲裁。至少在欧洲问题上,应该考虑到当时的历史情况。在一片空地上盖新楼和老房子翻修完全是两回事。
这种多样性是基督在地上的有形教会的表现形式。
我要谈的第三点与前面两点性质完全不同,那就是政府在对待个人主权问题上的责任。在上面讨论过的第二点里,我已经提到过,成熟的人拥有自己生活范畴里的独立自主权,这指的是个人不是家庭,因为家庭是由纽带关系相联在一起的一些人所组成,这里我来引维特布来奇教授的话作参考:“每一个人在他的良心里都有君王般的主权,不受任何辖制”,或者象海尔德所言:“从某些方面说,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主权的个体,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范畴,除了上帝之外,无人在他之上。”(是的,个人主权是天国主权的一种完全形式,小孩由国家抚养,但你也可以自已抚养,但你必须获得一直非常高的“合格父母”的资格,因为你是在为上帝和国家抚养孩子,起玛需要相当于现在硕士研究生的资格,并且你一旦发生不合规定的抚养行为,就会立即被剥夺这种资格,而天国教育小孩则是一件大事,它必须由天国最优秀的人来培养他们,由最具爱心的人来照顾他们,而夫妻之间,则完全是两个个体之间的事,两个个体拥有完全的自主权,当然有问题可以找公共机构协助,但那完全是属于帮助个体的范畴,和夫妻关系没有任何联系,因为天国根本就不存在夫妻关系本身,完全是两个完全自由的个体自愿在一起,在一起的时间长短,是一辈子还应一年,那与其它任何人都没有任何关系,完全属于两个个体自行处理的范围,当然,你觉得自已在哪方面不行,可以找到相关的机构进行咨询出出主意,当然在天国专门有这方面的学校,专门培训人们怎样去爱,也就是专门讲授什么是上帝的爱及爱的技能等,这也是天国重点发展的学科,在生产等逐步由寄器取代人工作后,爱就成了人们的一项重要工作,其目的是为了使大家都感到安逸温暖和舒服)
人的这种良心自由在成熟的国家里,在成熟的人身上不可抗拒地体现出来。一个真正成熟的人,为了良心自由的原故,宁可自愿流放,宁可坐牢,甚至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在过去的三百多年时间里,人们对于“宗教审判团”的抵抗与厌恶深深地扎根于良心自由这个基础上,认为宗教迫害是对人生命的直接侵犯。
政府在要求教会尊重良心自由的同时,自己也必须允许每一位公民的良心自由,因为这是每一个人最基本的、不可剥夺的权力。
在宗教改革的英勇斗争中,为了使这一人类自由中最宝贵的自由脱离专制制度的桎梏,鲜血流成了河。今天任何一个宗教改革的后代若不奋力捍卫我们的这一自由就是在践踏父辈的荣誉。
我们的先父没有勇气从良心自由的原则上来实行言论自由、敬拜自由,并且我也完全清楚,他们极力地批评、阻止他们所不喜欢的书刊出版;但是所有这一切并不能抹杀这样一个事实:言论、思想与出版自由都是在加尔文主义的荷兰第一次成功实现的。任何一个在其它国家受限制的人,可以在加尔文主义的国土上第一次享受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因此,那为世界带来祝福的良心自由和自由本身最早都是出自于加尔文主义。(言论自由是因反抗而设立的,而在天国言论已成为一种不必要的反抗方式了,因为每个人都有最大的权柄来对他人的言行作出“审判”而每一个人对国家也不需要以言论的方式来建言了,你自已就可以成立一个国家,只要能拉到两个人加入你的国家就OK了,至于每个人的创造成果,都会有相应的评估机构来对其价值做出评判,并归入你的个人数字系统,每个人的创造都会得到鼓励)
诚然,在罗马天主教的国家里,精神上、政治上的专制最终都被法国革命所击败。我们也存感激之心承认,法国革命促进了自由的进程。但是,任何一个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多少年来法国各地的断头台上,人们为了不同思想的原故而掉了脑袋;任何一个记得那些不愿意违背他们良心起亵渎之誓的天主教神甫们是如何被肆意残杀的,
在法国革命里,自由意味着每一位基督徒都要认同不信的大多数;在加尔文主义里,良心自由使得每一个人可以根据他自己的信仰,出于他自己的心来事奉上帝。(在天国里,自由只意味着认同自已和认同上帝,而君主和精英就代表上帝的方向,但它并不限制而是带领全体朝着更自由的方向前进,自由的目标只有前进而没有后退,它的过程就是离神更近,它的最终目标就是上帝,就是上帝彻底的自由,除此之外一切都是手段和达到目标的方法,上帝赐与人类的一切智慧和能力,都是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而设立的)
(第3讲完,译于2004年)
这个问题的难度不在于这些,而在于火葬舍维塔斯的柴堆上,当时每一位杰出的神学家都同意对舍维塔斯处以火刑的判决,墨兰顿第一个站出来支持 [注:墨兰顿是路德宗最重要的神学家]。
在宗教改革时代,数以万计的加尔文主义者因着他们的信仰被送上断头台、火刑架,相比之下很难数出几个路德宗和罗马天主教的人因他们的信仰被杀,历史对舍维塔斯火刑这一事件紧咬不放是极其不公平的 [注:请详见本文最后的附件]。
然而,我不仅对舍氏的火刑架深感悲哀,我也无条件地反对所有这一类的做法。但是,舍氏一案并不是加尔文主义的特色。正相反,这是加尔文主义建立之初所处时代的悲剧结果。令人悲哀的是,加尔文主义未能从此传统中完全地脱离出来。(传统的最后一个堡垒就是家庭,所以在天国家庭是不存在的,婚姻作为一种制度在天国根本就不存在了,小孩则自然成为国家的人了,你要按传统的家庭方式生活那完全是你个人的选择,它只是天国无限多样性生活方式的一种而已,结婚离婚根本就是个人的事无需向任何机构登记或告知,一切都是个人自行决定,此外,天国公民和居民具有很大的区别,公民就是那些天生喜欢为他人服务人,类似于天使的角色,居民只是居住在天国的人,只需尽自已的一份义务就OK了,所以公民一是必须自愿,二是以为别人服务为乐,三当然是需要相关的服务技能,四是你既然是公民那么许多事你就不能有自我,你的服务必须以他人的满意为最终的检验结果,否则你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公民,)
那么我们必须看到、必须承认,这种把宗教信仰上的差别置于政府的司法、刑事审判之下的系统直接来自于这样一种立场,即:地上基督的教会只能以一种形式、一个组织存在。在中世纪的时候,就只有这样一个教会,任何与她不同的都被视为这唯一真教会的敌人。因此,政府的责任不是自己来判断、决定,而是以政府的权威来保护这独一的教会,铲除任何的分裂与异端。
一旦这独一教会分开,承认基督的教会可以在不同的国家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不,甚至在同一个国家以多种形式存在,那么,所有从统一的有形教会这个概念之下所产生出来的东西就顿时消失了,因此,加尔文主义不可否认地打破了这种统一教会。
事实已经证明,甚至过了三个世纪之后,在所有的罗马天主教国家,包括南美洲的那些天主教国家仍然以天主教为国教。这和路德宗国家里路德宗教会是唯一的国教没有差别。唯有在加尔文主义春风吹过的瑞士、荷兰、英国、苏格兰和美国,各种形式的教会才获自由、得兴旺。
今天,罗马天主教国家在教皇的一统之下,仍然把有形教会与无形教会视作为同一件事;路德宗国家仍以法律形式可怕地命令人民以承认路德宗信仰为公民的条件,改革宗的人们不是被驱逐就是被视为基督的敌人而遭到不公正的对待。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加尔文主义的荷兰,所有因为宗教原因遭迫害的人们找到了避难所。在这里,犹太人受到热情接待,路德宗的人们受人尊敬,门诺派得以兴旺[注:十六世纪荷兰新教的一派],甚至连阿米念主义者和天主教徒都被允许在他们自己的教会、自己的家里实践他们的信仰。那些被逐出英国的独立派教会的人们在荷兰找到了他们的安身之处;满载清教徒移民先父的五月花号从这里出发,驶向美洲新大陆 [注:即1621年到达美国的第一批清教徒移民先父]。(所以天国的无限多样性正是保护一切不受伤害的根本,不好的东西你可以不接触,但它同样得到保护,而你要离开不好的环境,那么你就是表现出好环境相适应的品行来,否则你在好的环境就会被别人挤出来)
我们必须承认,加尔文主义因着对良心自由的大力赞扬,从原则上摈弃了有形教会的任何一种绝对性。
因为宗教信仰的原因对人进行迫害是“一种对精神、对灵魂的谋杀,是向神发怒,是最可怕的罪。”
加尔文一生都坚持并加以捍卫的,是他所相信的真理,并认为那就是绝对真理。从我们个人的信仰角度,这必须永远是我们所坚信不移的;但从更广的角度上说,我们永远不应该把自己的信仰强加于人。(是的,我们只能用趋利避害的方式来引导人们向善,并大力高举和奖励人们好的行为,使真善美在天国获得大大的生长)
1. 政府与上帝的关系
2. 政府与教会的关系
3. 政府与个人的关系
第二点是政府与教会。假如上帝的旨意是要可见教会的正式统一的话,那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完全不同了。信仰上的合一对于一国人民来说是极有利的事。只有头脑狭窄的人才会对十六世纪罗马教庭绝望而狂怒地要维持此统一性感到不满,教会的这种统一性最初是存在的,在人类生活发展的低级阶段,不同的意见相对来说比较少。但是随着生活的逐渐发展,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形式不可避免地也会发展起来,这是很自然的事。因此,我们就看到可见教会开始分裂的这个事实。今天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保持绝对合一的可见教会。
那么,政府的责任是什么呢?是否需要依靠个人的判断来决定哪些是真教会?政府是否必须支持某一教会,反对另外一些教会呢?或者政府不应该作这样的判断,把教会的各宗派看作是基督教会在地上的总和呢?
从加尔文主义的观点出发,我们必须支持这后一种观点,这不是出于一个假中立性,也不是加尔文主义对真、假无动于衷,而是因为政府不具备作出此判断的证据,因为政府的每一个判断都会干涉教会的主权,不然的话,你就成了路德宗国家的王子了(这是加尔文主义历来反对的)。在民主制的国家,一所教会今天被认为是真的,明天就可能变成假的,因为这种判断是靠投票决定的。这样,政府与教会之间的关系就没有连续性可言。
正是为此原因,加尔文主义者拒绝让政府来做仲裁。至少在欧洲问题上,应该考虑到当时的历史情况。在一片空地上盖新楼和老房子翻修完全是两回事。
这种多样性是基督在地上的有形教会的表现形式。
我要谈的第三点与前面两点性质完全不同,那就是政府在对待个人主权问题上的责任。在上面讨论过的第二点里,我已经提到过,成熟的人拥有自己生活范畴里的独立自主权,这指的是个人不是家庭,因为家庭是由纽带关系相联在一起的一些人所组成,这里我来引维特布来奇教授的话作参考:“每一个人在他的良心里都有君王般的主权,不受任何辖制”,或者象海尔德所言:“从某些方面说,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主权的个体,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范畴,除了上帝之外,无人在他之上。”(是的,个人主权是天国主权的一种完全形式,小孩由国家抚养,但你也可以自已抚养,但你必须获得一直非常高的“合格父母”的资格,因为你是在为上帝和国家抚养孩子,起玛需要相当于现在硕士研究生的资格,并且你一旦发生不合规定的抚养行为,就会立即被剥夺这种资格,而天国教育小孩则是一件大事,它必须由天国最优秀的人来培养他们,由最具爱心的人来照顾他们,而夫妻之间,则完全是两个个体之间的事,两个个体拥有完全的自主权,当然有问题可以找公共机构协助,但那完全是属于帮助个体的范畴,和夫妻关系没有任何联系,因为天国根本就不存在夫妻关系本身,完全是两个完全自由的个体自愿在一起,在一起的时间长短,是一辈子还应一年,那与其它任何人都没有任何关系,完全属于两个个体自行处理的范围,当然,你觉得自已在哪方面不行,可以找到相关的机构进行咨询出出主意,当然在天国专门有这方面的学校,专门培训人们怎样去爱,也就是专门讲授什么是上帝的爱及爱的技能等,这也是天国重点发展的学科,在生产等逐步由寄器取代人工作后,爱就成了人们的一项重要工作,其目的是为了使大家都感到安逸温暖和舒服)
人的这种良心自由在成熟的国家里,在成熟的人身上不可抗拒地体现出来。一个真正成熟的人,为了良心自由的原故,宁可自愿流放,宁可坐牢,甚至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在过去的三百多年时间里,人们对于“宗教审判团”的抵抗与厌恶深深地扎根于良心自由这个基础上,认为宗教迫害是对人生命的直接侵犯。
政府在要求教会尊重良心自由的同时,自己也必须允许每一位公民的良心自由,因为这是每一个人最基本的、不可剥夺的权力。
在宗教改革的英勇斗争中,为了使这一人类自由中最宝贵的自由脱离专制制度的桎梏,鲜血流成了河。今天任何一个宗教改革的后代若不奋力捍卫我们的这一自由就是在践踏父辈的荣誉。
我们的先父没有勇气从良心自由的原则上来实行言论自由、敬拜自由,并且我也完全清楚,他们极力地批评、阻止他们所不喜欢的书刊出版;但是所有这一切并不能抹杀这样一个事实:言论、思想与出版自由都是在加尔文主义的荷兰第一次成功实现的。任何一个在其它国家受限制的人,可以在加尔文主义的国土上第一次享受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因此,那为世界带来祝福的良心自由和自由本身最早都是出自于加尔文主义。(言论自由是因反抗而设立的,而在天国言论已成为一种不必要的反抗方式了,因为每个人都有最大的权柄来对他人的言行作出“审判”而每一个人对国家也不需要以言论的方式来建言了,你自已就可以成立一个国家,只要能拉到两个人加入你的国家就OK了,至于每个人的创造成果,都会有相应的评估机构来对其价值做出评判,并归入你的个人数字系统,每个人的创造都会得到鼓励)
诚然,在罗马天主教的国家里,精神上、政治上的专制最终都被法国革命所击败。我们也存感激之心承认,法国革命促进了自由的进程。但是,任何一个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多少年来法国各地的断头台上,人们为了不同思想的原故而掉了脑袋;任何一个记得那些不愿意违背他们良心起亵渎之誓的天主教神甫们是如何被肆意残杀的,
在法国革命里,自由意味着每一位基督徒都要认同不信的大多数;在加尔文主义里,良心自由使得每一个人可以根据他自己的信仰,出于他自己的心来事奉上帝。(在天国里,自由只意味着认同自已和认同上帝,而君主和精英就代表上帝的方向,但它并不限制而是带领全体朝着更自由的方向前进,自由的目标只有前进而没有后退,它的过程就是离神更近,它的最终目标就是上帝,就是上帝彻底的自由,除此之外一切都是手段和达到目标的方法,上帝赐与人类的一切智慧和能力,都是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而设立的)
(第3讲完,译于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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